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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职业价值与商业限制 中国律师网 余少祥 　　【编者按】面对WTO与国际竞争，很多学者提出我国律师业商业化、规模化甚至产业化的发展方向。现实中，一些律师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价值坐标，在执业中“金钱至上”，唯利是图，严重破坏了我国律师的职业声誉与形象。实际上，法律服务并不直接为社会创造财富，它只是社会公平保障机制和调整机制的一种。律师制度的设计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即律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服务性行业，它是国家和社会民主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律师是“自由职业”，但不是“自由赚钱业”，我国律师业普遍实行业务提成制，商业气息过重，这种制度是有问题的。商业性不是律师的本质属性，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商业倾向必须受到合理限制。在很多国家，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也是社会政治人才的巨大后备资源。我国律师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和法学家的“职业精英共同体”。 　　一、WTO与法律服务“产业化” 　　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加入WTO落下帷幕前后，法律界人士曾长期就我国律师如何应对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件条款争论不休。毫无疑问，律师业作为一种服务业，属于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中的专业服务业，是以有偿方式运用专业知识提供技术、信息、智能服务的行业。遵从GATS及法律服务贸易相关规定，我国律师业面临的新情况主要体现在：（1）过境交付，即国内律师以现代通讯方式向国外的当事人提供服务；（2）消费者流动，即国内律师向来华的外国人提供服务；（3）商业存在，即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开设分所；（4）自然人存在，即允许外国律师个人在中国提供与其母国法律有关的法律服务。另外，我国还必须遵循WTO的一般性义务与承诺义务规定等。 　　一般认为，加入WTO与GATS，对我国律师业既是一种历史机遇，又是一种巨大挑战。因为一旦依照协定取消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的数量和地域限制，一批国际律师界的巨型律师事务所必然在中国“大举登陆”，“攻城掠地”，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将会出现空前的、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因此，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有人建议国内各大律师事务所联合起来，组成“华夏联盟”或“中国号‘航母’”，与即将进入的外国大型律师事务所相抗衡。 　　印卫东先生在《面向WTO的中国律师业》一文中说，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残酷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小而弱的律师事务所缺乏经济基础和人才基础，收入小而开支大，成本当然高，肯定要吃亏，甚至是难以生存的”，因此，面对列强环视，“中国的法律服务要与国际法律服务接轨，律师事务所必须走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之路”。徐绪柏先生在《打造中国律师业“航母”》中认为：“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奋力在这场大竞争中取得主动，发展壮大我们自己，是中国律师界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必须肩负起来的历史责任”，“可以预见，在新世纪初叶，高扬五星红旗的中国律师业的‘航空母舰’一定会一艘艘下水，一艘艘远航，也会开到别人后方去，在大西洋徜徉，在日本海游弋，在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和多瑙河雄视两岸”。 　　另有学者提出，面对国际竞争，中国必须适应律师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发展趋势，使法律服务商业化、非法律化，使律师事务所向公司化、大型化发展。所谓法律服务“商业化”，即将法律服务视为“商品”，实行商业化运作；所谓“非法律化”，即律师事务所招聘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医师、电脑专家、金融专家和社会名流等，向国际事务、卫生保健、银行财政、工程技术等全方位提供服务，使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从法律领域拓展到这些领域。言外之意，只要能赚钱，律师事务所什么都可以做，不一定拘泥于做法律。 　　在法律服务商业化、非法律化的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提出我国律师业产业化发展方向。科华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凌燕博士在2001年举办的“WTO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研讨会”上说：“律师所走公司化经营之路是21世纪的趋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近几年来律师责任盛行有限责任化。律师及律师服务是一种市场资源，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实行产业化经营，是律师事务所必然的发展方向。实行股份化，按照公司模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管理，有利于形成国际型律师事务所，实行规模化经营。” 　　石献智先生在《律师角色转换与社会责任》一文中说：“在当今整个社会产业结构中，律师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力量，在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行业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国民经济生产，拥有了相当数量的专业人员，具备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出现了要求律师产业产业化的强烈呼声。”黄士林在《中国入世后律师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一文说：“由于法律服务市场的存在以及律师业的产业化，律师管理已经不应再局限于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而且应扩大到对律师业和以律师业为代表的法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