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端法律社会学的定位问题Max+Weber与Hans+Kelsen的比较..doc

法律社会学的定位问题：Max Weber与Hans Kelsen的比较林端内容提要: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与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1973）对“法律社会学”（Rechtssoziologie, sociology of law）的定位存在异同。他们一个从社会学家的立场，一个从法学家的立场，探讨了“法律社会学”在19世纪末叶跟着社会学（Soziologie）一起诞生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对这新兴的学问加以定位的问题。他们两位都是法学家出身，同样受到当时哲学思潮新康德主义（Neukantianismus）的影响，主张划分“实然”（Sein）与“应然”（Sollen），也同样对促进德语世界法律社会学的诞生有积极贡献的“自由法学派”（Freirechtlehre）与奥地利法律社会学家艾利希（Eugen Ehrlich, 1862-1922）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他们对于“法律社会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却还是有不完全相同的定位。 关键词: 韦伯（Max Weber）/凯尔森（Hans Kelsen）/法律社会学/纯粹法学派/自由法学派/法律与国家　　这篇文章① 我们要讨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以及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1973）对“法律社会学”（Rechtssoziologie, sociology of law）定位问题的异同。他们一个从社会学家的立场，一个从法学家的立场，探讨了“法律社会学”在19世纪末叶跟着社会学（Soziologie）一起诞生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对这新兴的学问加以定位的问题。他们两位都是法学家出身，同样受到当时哲学思潮新康德主义（Neukantianismus）的影响，主张划分“实然”（Sein）与“应然”（Sollen），也同样对促进德语世界法律社会学的诞生有积极贡献的“自由法学派”（Freirechtlehre）与奥地利法律社会学家艾利希（Eugen Ehrlich, 1862-1922）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他们对于“法律社会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却还是有不完全相同的定位，我们希望在这篇文章里分析比较他们看法的异同。 　　出生在1964年的韦伯，比凯尔森年长17岁，受过完整的法学科班训练，但是在他学术发展的过程里，逐渐由法学家变成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最后选择担任社会学家的角色，协助这门新兴的学科自立门户，从原有的其它学科里蜕变发展出来。② 相形之下，出生在1881年的凯尔森，一生严守法学的领域，作为一位杰出的法理学家，凯尔森创立所谓纯粹法学派（Reine Rechtslehre），强调法律规范的纯粹性，坚持法律实证主义（Rechtspositivismus），希望法律规范不要受到法律之外其它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这种理论主张之下，他严格区分法律社会学与法学，并且采取一种“法学优先论”的立场，意思是说，法学作为一个规范科学（normative Wissenschaft），要跟法律社会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emipirische Wissenschaft）严格区分开来，而且后者应以前者为前提，亦即法律社会学研究法律，应该是以法学的法律概念（国家法）为前提，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应该局限在国家的法律秩序所影响与决定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对法律社会学的定位，跟韦伯的立场有明显的差异，也跟一生以研究国家法之外的、社会之中的“活生生的法律”（das lebende Recht）为职志的、另一位法律社会学的创始人艾利希处在极端对立的立场。　　　　凯尔森有关法律社会学的定位问题的主张，主要是在与“自由法学派”两位健将康托洛维奇（Hermann Kantowrowicz, 1877-1940）、艾利希进行学术论战时，逐步发展出来的。1910年，身为韦伯弟子的康托洛维奇，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第一次社会学家大会”上，发表一篇题为《法律科学与社会学》（Rechts-wissenschaft und Soziologie）的文章，翌年该文正式出版。1912年，针对康托洛维奇的文章，凯尔森立刻发表篇名为《法律社会学：批判的观察》（Zur Soziologie des Rechts. Kritische Betrachtungen）的评论文字。1913年，艾利希出版了他参与开创法律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法律社会学之奠基》。[1] 1915年，凯尔森针对艾利希的著作，发表一篇《法律社会学之一个奠基问题》（Eine Grundlegung der Rechtssoziologie），在艾利希两次发表反驳与响应后，他在1916年与1917年分别发表了“响应”（Replik）跟“结论”（Schlu-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