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闯《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doc

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上、中、下） ——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公司法的司法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国光与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法学博士王闯合撰了《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一文，对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进行了深入阐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分三期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从市场经济的视角看，当今的世界是公司的世界，当今的时代也是公司的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公司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发挥着令人瞩目的重要作用。但由于现行公司法是从行政管理法规脱胎而来，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和较强的计划经济痕迹，因而已难以适应现实的需求。此次对公司法的修订，结束了现行公司法的过渡性法律地位，是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乃至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一步，它将对公司诉讼案件的审理带来重要影响。 　这次修订公司法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把公司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修改为任意性规范，减少法律强制性干预，增强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赋予公司团体更多的意思自治。人民法院在介入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当审慎而为，给公司自治留下足够的空间。对于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人民法院要审慎处理。公司股利分配的数额，原则上属于公司自治和股东自治的范围，人民法院不宜越俎代庖。人民法院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可以参考经营判断规则精神，考量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 　一、公司诉讼的司法权适度干预问题 　美国学者巴特尔曾指出：“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杠杆。因此，从市场经济的视角看，当今的世界是公司的世界，当今的时代也是公司的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公司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资源、环境、就业、市场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等各个方面，发挥着令人瞩目的重要作用。 　现行公司法是适应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特殊需求而制定的重要企业法律，其于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后，在规范和推动公司设立、运营方面的积极作用日益凸现，不仅加快了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步伐，而且促进了公司型的非公有制企业的日益壮大。可以说，现行公司法在启动我国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人民法院受理的公司纠纷案件数量也一直以逐年双位数的比例上升，至1999年达到顶峰，约150多万件，争议标的数额近6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全国GDP总数的8%。2000年以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公司纠纷案件继续大幅度增加，几乎涉及民事诉讼中的公司纠纷16种案由，数量比较集中体现在：股权确认和股权转让、侵害股东权、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无效、股东不履行对公司义务、参股经营、股东会议召集权、公司决议侵害股东权、股东知情权案8种纠纷案件。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现行公司法在立法观念、立法体系、立法技术等方面原本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明显。由于这部法律是从行政管理法规脱胎而来，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和较强的计划经济痕迹，民事权利义务规范欠缺，特别是对程序性法律规范规定较少,已经妨碍了公司与股东寻求司法救济的通道,因其可诉性和操作性不强致使当事人在公司设立与运作实践中面对诸多法律纠纷时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一些重要的实体制度和诉讼制度，诸如法人人格否认、关联交易、公司僵局、股东代表诉讼等制度的缺失，以及公司法理论储备和法院判例积累不足，致使人民法院在受理和审理这类案件时面临无法可引的窘境。一言以蔽之，现行公司法的原有法律条款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 　为缓解公司法审判实践中无法可引的问题，人民法院并未袖手旁观、坐等立法体系灿然大备后才开始介入公司生活，而是积极地投身于规范和推动公司活动的大业中来。人民法院审理公司纠纷案件中在依据民法通则、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的同时，也参照国务院的行政条例、命令、通知等；北京、浙江、江苏等一些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调研的基础上也出台了一些内部的审理公司案件的指导意见，以统一当地法官的裁判思维，维护司法尊严。由于一些审判依据层次不高、漏洞不少，加之各法院所处地理位置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致使公司纠纷案件审判随意性较大，地方和部门保护色彩较浓厚，案件审理水平呈不均衡状态。公司纠纷案件不仅成为民商事审判工作中最富争议的一个方面，也是民商事审判极需规范和加强的一个部分。为提升全国法院审理公司纠纷案件的水准，最高人民法院在认真领会相关法律立法本意的基础上，总结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并广泛地听取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