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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准法：西方文明的自绝 对恶食品、恶医药、恶科学、恶政府和恶商业的制度化之探索 佘平飞 刘晓璐 译 “我们并不是自己所发明工具的主人。它们以我们无法掌控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通常以不为我们所理解的方式。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无人监管的实验室，其中大量的实验在同时进行着。” （摘自《异教：反对进步及其它假象》一书中《进步——虫蛀的音乐般的锦缎》一文，作者约翰·格瑞，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学教授） 创新的危险 格瑞的《异教》一书清楚地论述了科学和医学知识正在制造一个世俗的神话，这个神话与过去宗教里的神话相比，与人类生存境况的事实相去甚远。 他强调（指出）了这样一些愚蠢行为：农业的工业化，为了使植物和动物非自然地增产而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抗生素；在医学中使用并且过量使用抗生素；非法地或符合规定地广泛使用化学药品。 今天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是大多数与农业、食品和医药相关的公司在经济利益优先的压力下都保持了一种残酷的创新步调。而这（步调）显然不能为人类所适应，人类的肉体组织在过去成百上千个世纪中都是保持缓慢的发展速度。 人的身体就像自然环境一样，没有能力应对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奇异的科学思潮和商业经营。不应当感到奇怪的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对健康和幸福生活的帮助是使自己重新发现过去的和古代的智慧——这恰恰是21世纪生活中的诸多悖论之一。 结果，那些寻求尽可能完美的幸福生活的人们面临的机遇和危险都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 一方面，生活在发达经济条件下的成功的人们也深刻意识到新的机会，即从不同的传统中运用古代的治疗方法、食物、医药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公司的私利通过他们能掌控的人力、经济、科学、市场和政府的资源动员了越来越大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人形成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沉迷于不好的食品、恶医药，迷恋于掠夺性的商业进程而忽视那些使自己陷于无知和损害自己健康的力量。 导致当代生活中的蠢行的核心是坚持简化主义和机械论的科学证据而非神圣的有机的规则。这就把实验室的实验提升到一种终极的、上帝般的权威地位，完全忽视了它所提供的仅仅是有限的、受控制的、假造的、歪曲的和人为的环境。当然，这些过程对于提供专利的知识产权是必要的，而这些知识产权通过一些诈骗手段和市场营销的开支，成为垄断利润的来源。 然而，掌控这些过程的公司文化，不满足于把自己的命运抛给市场的随意性力量，尽管市场对于公司文化的发育提供了沃土。他们已经花费了几十年的努力把集市里的居民吸引到一个狡猾的世界性的规则体系中，那就是“食品标准法”。但是近来，由于商品农业、食品和科学创新的广泛传播所导致的市场居民慢性中毒的证据越来越多，这一事实无疑减缓了食品标准法最初形成的坚定的目标，它（这一事实）最近还动员WTO也服务于同样的目标。 对于那些还认识到上述困难并认真对待的人，回忆一个明显的历史先例是有益的。对铅的使用的革新被很多历史学家看做是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尽管罗马人意识到铅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会导致发疯和死亡，但他们如此喜欢它的多种用途以致于（他们）把它形成的危害最小化。 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评论认为，罗马人看到了在一定标准下铅对人造成有限的风险。就像很多生活在今天的新自由经济下的人一样，他们没有意识到日常的低水平的毒素会使他们容易慢性铅中毒，尽管这可以使他们免遭剧烈铅中毒及其所带来的剧痛。 新自由经济的脆弱 人类社会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才开始认识到那些促进了科学革命的政治和法律策略、智力冒险主义和野蛮的公司营销方式会导致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极端麻木。 在21 世纪初，即使是不断增强的对环境可持续性、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的危机感也因既得利益而大打折扣。公司的资产和影响控制了选举的过程、媒体的清廉、大学的课表和专业的判断。同时，因为民主程序要为选民的表决权做广告，所以它小心谨慎地屈服于公司游说者的经济势力。 诸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澳大利亚治疗器械（商品）管理局等权利机构越来越被视为富有实力的公司利益的殷勤奴仆。 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所谓的产量很多来自于对人类产生更大害处而非益处的领域。例如，美国永远有利可图的工业是军事防御、能源、产业化农业、加工食品和人工制药。 在格瑞更早的一本著作《稻草狗：关于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思考》中，他提醒（大家）注意在1543年到1879年间，日本曾经试图放弃武器，并远离世界其他地方热衷于创新的愚行。他也指出，尽管如此，在这段时间日本仍发展了多于西方世界的组织标准和技术标准。约翰·豪布森在《西方世界的东方起源》中概述了一个相关的故事，认为中国可能也有类似的倾向，过去两百年盎格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能视为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树立。 的确，如果在加入诸如威廉姆·恩达尔在《战争的世纪：盎格鲁—美国的石油政治与新世界秩序》和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