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北京胡同说城市规划谈法制建设发展与协调.docVIP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聊北京胡同，说城市规划，谈法制建设 周大伟 聊北京胡同，说城市规划，谈法制建设 （上海《城市中国》杂志编者按：2005年5月3日至6日，同济大学在上海主办了中法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论坛。在会议期间，我们采访了旅美法律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睿智道邦(Richdomain）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周大伟先生。 以下是采访的内容。本文内容经周先生审阅和修改。）《城市中国》：您对城市规划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有何见解？ 周：我对这次论坛中关于城市文化遗产、老城区改造的议题很感兴趣。中国现在确实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新的老的问题掺杂在一起。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的话，前一个阶段的严重不足就是规划方面的缺失。规划的缺位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如果到一些中型城市里去，会发现很多遗憾。比如郑州西安合肥这样的省会城市，一下火车你会发现，80年代甚至90年代盖的房子已经惨不忍睹，马上都快要拆了。一是当时缺乏规划，另一方面也是无可奈何，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一个外商要在这里搞个项目，地方政府都是求之不得。发展到今天，中国人自己有钱了，有些好项目自己可以做，而且不是想做就可以任意做的，需要遵循日趋严格的城市规划。用现在的时髦的话说就是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引导。《城市中国》：请您谈谈应该如何保护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周：我的观点恐怕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可能不少人不能接受我的有些想法。举个北京的例子吧！北京的胡同，现在大家都在呼吁不要拆，要保护。前不久，经历了此起彼伏的对拆除北京旧胡同现象的口诛笔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似乎不约而同地恢复了镇静。北京旧胡同开始变成了一件人人爱怜的“皇帝的新衣”，人们似乎不再轻言拆除胡同种种理由。坚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开始担心，稍有出言不慎，就容易背负上忽视和遗弃历史文化遗产的众责。我本人无意反对保留和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在“大众话语霸权”下接受那些不切实际的结论。通过实地考察，人们不难发现，目前北京残留的大部分老胡同都是贫民窟，拆掉这些胡同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前不久，我专门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附近的老胡同区域作了实地考察，拍摄了数百张照片。这次考察，再次印证了自己的看法。为什么说是不得已呢？首先，新中国定都北京后，没有采用梁思成等专家关于保护旧城的规划方案，由毛泽东等人决定采用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将北京定位为现代工业城市的模式。这样，原来只有62平方公里的旧城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现代工业的肢体破墙而入，使原有的北京古城面貌全非。如今已经是积重难返，覆水难收。其次，北京老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低劣的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后就成为危房。居住质量暂且不论，居住安全甚至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时至今日来奢谈保护北京老城，虽然是亡羊补牢，但实在是太迟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年月里， 我曾有机会在胡同里的一个亲戚家里生活过两年。胡同里的很多房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没有基本的卫生和防火排水取暖设备。一个胡同几百人，就那么一个很小的公共厕所，早上起来挤在那里排队。北京的大部分胡同里一旦失火，连消防队的救火车也开不进去。我住在里面两年，似乎没有体验到多少那些文学作品里所描述的所谓邻里之间的亲情或友情。相反我看到了太多的贫穷、拥挤、愚昧、落后、争吵乃至斗殴。在外面的人觉得很美，至少我没有发现美在什么地方。什么张大妈、李大爷以及老槐树的故事等等，从一开始我就怀疑是那些文人墨客以旁观者的角度杜撰出来的。你去北京随便一个大杂院，问问里面的居民他们想不想住得更好一点儿，他们都想。但问题就是，想保留胡同的不少人其实都是没在里面住过的，他不明白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什么人喜欢？外国人喜欢，老文化人喜欢，一听说要拆，心如刀绞。有些海外来客，自称是专门回北京来寻找当年的胡同的。他们发现，原来印象里的胡同有的拆除了，有的变成大杂院了。拉洋车的祥子们也开上出租车了。于是好不伤感，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其实，这些人平时也挺忙的，并不是整天在惦记着我们北京胡同的事儿。他们只是偶尔或顺便回来一次，然后充满怀旧地唠叨几句。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为这些人的怀旧情感支付多少代价？当我们奢谈以人为本的时候，是否真正考虑到了目前在胡同里居住的人们。当然，我并不是说北京的胡同没有文化价值。我也不赞成把它们统统拆掉。比如像皇城、亲王府这些达官贵人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也是应当保护的。但不能不看到，一般的北京民居，色彩单调灰暗，缺乏生命的绿色，有的胡同里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既没有江南水乡的清秀，也没有西域边城的神秘。文化遗产也分三六九等，完全没有必要一概保护。就像一个家庭里常年积累了很多旧家具，挤满了生活的空间，那么就免不了要抛弃一些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