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主义的“反哲学”趋向.docVIP

后现代主义的“反哲学”趋向 　　兴起于本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从文化艺术领域渗透到哲学领域之后，并不象其前辈那样，只反对传统哲学的某一方面，比如从19世纪中以来，各种反形而上学或反理性思潮，主要是反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绝对主义、抽象主义、逻辑主义、科学主义、一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中心论”等，而后现代主义则反对或试图消解整个哲学。而且这种“反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是对维特根斯坦的反形而上学的“激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从“语言疾病”到“协同主义” 　　鉴于传统哲学愈来愈局限于抽象概念的运思，满足于咬文嚼字、自娱自乐于空泛的“真理”和“实在”的追求，使哲学在进入20世纪后面临各种危机。最早主张用逻辑彻底消除传统哲学所使用的自然语言带来的模糊性、不精确性、非科学性，继而要推翻整个哲学的革命行动，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正是在那里，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完成了历史性巨篇《逻辑哲学论》。在这部论著中，他向全世界的哲学家们宣告：“除了自然科学命题，即与哲学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外，不说什么”；而“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以往的哲学所谈论的一切都是应当保持沉默的东西。至于为什么他还要撰写一本被哲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他说，那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拆掉哲学大厦的梯子，一旦完成摧毁哲学大厦的历史使命，该梯子也就将被抛弃。这正如他自己表明的：“理解我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根据这些命题——超越这些命题时，终于会知道是没有意思的。”[1]为此，维特根斯坦在完成《逻辑哲学论》， 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摧毁哲学的工具之后，就放弃了哲学研究，去乡村小学执教，去修道院当园丁。然而遗憾的是，哲学不仅没有被他所制造的逻辑武器摧毁，却依然继续不断地在构建着，而且是愈构建愈庞大。面对哲学不可遏止的发展趋势，经过10年的休闲和反思，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终于又重操旧业，踏向继续讨伐和鞭笞哲学的征途。 　　《逻辑哲学论》没有摧毁哲学，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并不是哲学大厦坚不可摧，而是“逻辑”本身存在问题。逻辑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能够击碎自然语言的力量，因为它根本就不能够给人类提供任何精确或本质性的认识，尤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只需要“指”、“看”、“触摸”或“描绘”即可，逻辑无用武之地。于是维特根斯坦又撰写第二部著作《哲学研究》，指出：要根治充满语言疾病的以往哲学，只能“到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去”。而一切语言在他看来，都只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服从主观规定的规则的游戏。这样，不管维特根斯坦抱着何种用心，他的实际做法和他的前期哲学一样都是旨在推翻哲学，或者至少是旨在推翻以往的一切哲学。 　　的确继维特根斯坦之后，掀起一股否定哲学的高潮。有人说，传统哲学行将就木；有人主张通过逻辑分析方法清除形而上学，认为“全部形而上学都是没有意义的假的对象句子”，直到波普尔还都把所有的哲学命题看作是“伪科学”。但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也没有粉碎哲学，只是给分析哲学带来致命一击，却给描述哲学和历史主义学派带来生机。所以从逻辑实用者奎因起，就开始恢复“形而上学”在人类认识上的作用和地位。到科学实在论阶段，连古希腊的自然哲学都被当作“整体论科学”倍加讴歌。 　　不过传统哲学的这一“回光返照”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淹没在后现代主义的讨伐声中。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主张从根本上抛弃“永远居高临下的哲学家的声音”。他从70年代起就极力倡导“协同性实用论”，反对形而上学研究。他在《协同性还是客观性？》一文中指出，那些想在人和非人的现实关系中描绘自身生存的人，在追求某种客观性的同时又总想使自己脱离周围实际的人，“不把自己看作某个其它实在的、或想象的团体中的一员，而是使自己和不与任何个别人有关涉的事物联系起来。”[2] 这种自古就衍袭的“以一种直接方式与事物的性质打交道”的客观论传统，在追求真理时，为寻求真理的标准和证明方法，势必产生形而上学困境。因为那些希望把真理建立在客观性上的人在寻求客观性时，不得不把真理解释为与客观实在相符合，从而人为地在信念和客体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非逻辑的形而上学关系。 　　相反，那些力图在人类意识中追求协同性的实用主义者，却从不关心社会实践与真理的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