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文学史观的合法性及其限度.docVIP

启蒙文学史观的合法性及其限度—以程光炜《历史的转轨》为例看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观念问题 （一） 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状况发生了极大变化：相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某种稳定局面[i]，“当代文学”的研究显得极其活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意识形态背景和知识话语中形成，并被合法化了的现、当代学科间的等级秩序受到强有力的质疑，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观念与现代性的知识态度也成为反思与清理的对象[ii]。于是，“17年”及“文革”作为一个独特的甚至更为激进的“现代的”文学史阶段以及它的复杂性质，被重新纳入了研究视野，而不是像在“二十世纪文学史”等启蒙主义的知识框架中被认为的那样，看作只是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追求” 之外的一段历史的意外插曲或中断。另外，随着与“十七年”必要的时间距离的拉开与时代的转折（社会道路，意识形态背景），某些话语禁忌的消失，也使“当代文学”的历史相对经典化，使得更为历史化的研究态度和方式得以形成，对于当代文学这门当代学科体制的一个分支学科来说，它也越来越显示出作为一个经典学科的史的品格[iii]，这和1980年代当代文学批评的片面繁荣而史的研究薄弱形成鲜明对比。 1990年代末以来，“十七年”及“文革”的研究事实上成为带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某种动力，对这一时段的研究极大丰富了对所谓二十世纪文学的总体认识，对它的复杂性的揭示或呈现，也挑战了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观，带来了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不得不使用这个当代学科体制的分类法）的结构性的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对“两个转折”的研究（1940－1950年代的转折及1970－1980年代的转折），不仅在时间上串联起了“现当代”，而且对于全面、深刻把握整体的文学史性质与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iv]。而程光炜的《历史的转轨》是这一研究中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它显示的不仅是上述文学史研究的变化，而且在价值立场、文学史观念或历史观念，及文学史写作技术等方面，也具有耐人寻味的启示。 正如前文如述，当代文学研究在近年来的新拓展建立于对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观念的反省与批判之上，这显然构成了《文化的转轨》的一个写作背景；但另一方面，《文化的转轨》又禀持着一种“启蒙”的基本价值立场。程光炜的这部著作以高度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 启蒙主义文学观念（本文中我用它来作为1980年代形成的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史观的统称，其内部成份也很复杂）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受到挑战与质疑，在一定意义上，它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出现危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价值立场上的分化（这也和思想界的普遍分化有关）。于是，与仍然占据形式上的重要甚至主要地位的启蒙文学史观相对，开始出现相对“另类”的文学史叙述，甚至可以说这种另类的叙述越来越生成为推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转型力量。[v]这种叙述打开了被启蒙主义理论话语所遮蔽的历史视野，显示了其理论活力。它直接或潜在地建立在对启蒙主义文学观的质疑与批判上。如果说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预设或理论前提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基础上：传统与现代，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中国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等，那么，这种叙述正是要取消这种二元对立，对现代性也持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立场。这种知识的转型一方面造成了一些学者反省并抛弃旧有的启蒙立场[vi]；另一方面，它也对那些仍持有启蒙主义知识立场的学者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调整和回应：或者是将自己的启蒙主义姿态偏激化，增加某种论辩姿态[vii]；或者是有限度地吸纳对方的合理性，使之在保持启蒙主义某些前提的条件下，发展出一种更具弹性、活力和张力的新的理论框架，从而激发出启蒙主义史观内在的合理因素。 只有在这一学术史的背景下，在这两种文学史观念的对话关系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历史的转轨》的内在理路及其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历史的转轨》是启蒙主义文学史观对其面临的历史挑战的一次非常精彩的、深刻的回应，它把对自己的批判的合理性因素纳入进来，并反思性地进行了自我修正，把其合理性最大程度地呈现出来。在当前文学史研究和书写的语境中，它还构成了对其理论对手的互补性，纠正了其在某些方面可能出现的偏执。当然，从另一角度，我们也可以把本书看作整合不同立场的学术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更富弹性的叙述框架的努力，但从其基本立场或倾向性上，我还是更倾向于把它看作在启蒙主义平台上对其他思想资源的整合。 这使它成为在这个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面临危机的时刻对它的一次深化，也是一次拯救。在经过修正的旧有的研究范式之内，它容纳了更复杂的历史叙述，这使它极大超越了那种未做反省的启蒙主义姿态。在形式上，本书的启蒙主义立场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是清晰的，这可能使我们很容易将它等同于一般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研究，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