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年來中国大陆鸠摩罗什研究的综述.docVIP

四十五年来中国大陆鸠摩罗什研究的综述黄夏年 　　作为一代大师，法门巨匠的鸠摩罗什，解放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他的研究。鉴于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中印佛教作出的广泛贡献，于是在现今佛学研究的论坛上，凡上谈论魏晋南北朝佛教乃至印度的佛教，必将涉及到他，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据笔者所见，有关与鸠摩罗什有较密切联系的佛教论文，在1964年以前，有2l篇 (本)。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论文、著述大约在45(本)篇以上。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鸠摩罗什的生平贡献及历史作用 　　这个问题应该说学术界和佛教界都没有什么异议，即充分肯定了他的伟大贡献及所起到的巨大的历史作用。汤用彤先生早在 1938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后来分别在1962年和1983年两次再版)一书中的第十章“鸠摩罗什及其门下”里就分为“鸠摩罗什之学历”、 “罗什至凉州”、“罗什在长安”、“什公之译经”、“佛陀跋陀与罗什”、“什公之著作”、“罗什之学”、“鸠摩罗什之弟子”8部分内容，对鸠摩罗什做了全面地介绍，评价他是“法筵之盛，今古罕匹。”值得指出的是，其中详细地考证，至今还没有人全面超过。1955年，鉴安在《现代佛学》2月号上撰文《鸠摩罗什法师》，介绍罗什大师的生平业迹，这是笔者所见到解放以后出现的第一篇专文。该文强调罗什是在集前代诸位译师之大成而发展起来的伟大译师，并对罗什的生平及弟子的情况作了简略的介绍。谷响也在同书发表了《古代来华讲学的西方译人》，把罗什判为龟兹来的译师，认为龟兹是小乘佛教地区，“罗什法师所宣的大乘系统本非龟兹文化中固有，故此对于罗什法师所译的经论，并不能作为龟兹佛教文化来看待。”同年，《现代佛学》4月号上发表了著名学者吕澂的《三论宗》一宗，文中谈到，罗什的时代恰当世乱，后来他的学说传承不大明了。不过传承的正宗在于僧睿、僧肇等系是无疑的。1959年《现代佛学》第12期上刊出杨兆麟的《游鸠摩罗什法师塔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罗什曾经住过，并在此译经和寂后葬地的陕西户县草堂寺情况，尤其是该寺在解放后的情况。1964年，张德钧在《现代佛学》第2、3期上发表《读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记》，对汤先生的书作了补识，为该书罗什一章增补了得法弟子有惠始、惠庆二人，疑梵敏、超进、昙机亦曾师罗什。此外，在同年第5期上，渠中所撰的《中国佛教史话(二)》“佛经翻译家”文中提到罗什，认为“在古来的佛教翻译家中，龟兹出身的鸠摩罗什是最有名的巨匠。”　　1979年，吕澂出版了《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在书中第5讲里专门评价了罗什的贡献，指出罗什来到内地，改变了国人对大乘性质和主要内容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后来的中国佛学的发展。”对罗什生卒年，他认为日本学者塜本善隆考证的350—409年，“理由很充分，因而是可信。”在数千弟子中，“其中比较‘专精’，称得上罗什正传的，要推僧肇。”1985年出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Z卷里，认为罗什的生年是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这里作者采用的僧肇说法。书中还指出，罗什虽然祖籍印度，但出生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人。他译经传教，“既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也对当时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陈世良的《鸠摩罗什年表考略》一文(载《龟兹佛教文化论集》)，从8个方面考证了罗什卒于后秦弘始十五年(413)，指出不管是从僧传记载，还是其弟子的记述，这都与罗什的活动上吻合的，“因此，僧肇弄错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他还认为，罗什改信大乘，“(年龄)不在十三、四岁，而在二十几岁，(地点)不在沙勒，而在沙车。”此文应该说是同阶段对鸠摩罗什生平研究最为详细的专文，而且对鸠摩罗什生平小事，作者也给予载出，对一些重要的事件或转折时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使这方面的研究更进了一步。方立天在《慧远及其佛学》一书中指出，“长安和庐山是当时 (引者案，指东晋时期)我国两大佛教中心，鸠摩罗什和慧远是当时我国南方和北方的佛教巨子。慧远和鸠摩罗什保持联系十多年，庐山和长安声气相通，南北两地佛教学术频繁交流，这不仅直接推动了当时佛教的流传，而且对于尔后佛教的发展，学派和宗派的形成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3年10月17— 18日，在日本京都的佛教大学四条中心举行了第五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中心议题是“鸠摩罗什的业绩——纪念鸠摩罗什诞辰 1650周年”。会议采用的罗什生卒年为， 344—413年之说，实际上就是僧肇的说法。这是历史上举行的第一次纪念鸠摩罗什的会议，因为它不在国内召开，故人们可能不大了解，会上中国学者牟钟鉴在《鸠摩罗什与姚兴》一文中提出，“一个时代只能诞生少数几位学问大师，如道安、罗什、慧远，都是不出世的贤哲，他们的成就有超越国界和时代的价值，政治家为大师提供保护和帮助是无上的光荣，不尊重大师的人格，甚至损害大师的事业，是政治家的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