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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宪法比较研究》【分类名】法学【书名】宪法比较研究【著者】李步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出版日期】199811【标题】第六章 宪法解释（之二）【正文】　　在运用利益分析原则来解释宪法的发展过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了克服利益分析所带来的主观性积弊，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还逐步形成了一些利益分析的宪法惯例，此类方法多从利益的公正性分析出发，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其中主要的利益分析手段有：(1) 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保护的权益被冠之以“优先的自由”的称号，当交往、结社、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与其他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最高法院往往倾向于前者；(2)在宪法裁决中， 联邦最高法院常常求助于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普通法判例，看它们如何解决冲突的社会利益；(3)联邦最高法院在宪法解释时， 参考联邦和州立法机关如何协调冲突的社会利益；(4)联邦最高法院参考州法院如何解释宪法、协调冲突的社会利益；(5)在进行宪法解释时，考虑会给社会造成的后果；(6)根据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衡量冲突的社会利益，进行宪法解释。　　利益分析原则自产生后，对宪法解释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澳大利亚，枢密院和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在宪法解释中有充分的机会表达某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澳大利亚社会的价值或利益。在最适宜的场合，他们公开承认在解释广义的宪法条款时确定权衡或平衡相冲突的社会利益是法官的任务，但可以认为即使法官们保持沉默时，也有人完成这种任务。澳大利亚宪法要求法院考虑相冲突的社会利益。例如，澳大利亚宪法授权联邦议会“以公正的条件征用财产”，显然必须权衡个人财产和社会需要这两种相冲突的社会利益，以预先证明其征用的正当性。莱瑟姆首席法官曾指出，在征用财产的案件中，“法官必须既考虑社会利益，又考虑被征用财产者的个人利益。”　　在德国，联邦德国宪法法院解释宪法时有一种利益“均衡性”原则，即确认在合法目的和采取的方式之间是否存在着合理的联系。利布赫斯教授认为，联邦德国宪法法院的法官充分认识到他们在进行宪法解释时，必须考虑社会和政治背景，考虑可选择的判决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自1968年以来，宪法法院在宪法解释中更是公开地运用利益分析原则，确认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根据对社会和其基本价值观最有用的方式来衡量它们。 在禁止一本小说出版的Mephiso 一案（1974年）中，占多数的6位大法官认为名誉权的利益超过了创作自由的利益， 而两位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对利益平衡的原则并无异议，只是不同意多数派的结论。　　社会法学派的利益分析原则对北欧国家的宪法解释制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在挪威，最高法院就肯定利益分析原则在宪法解释中的作用。在著名的“错选的角色案”中，奎韦斯德法官认为，对于洛斯林卡电影公司上演一部关于一个已犯罪并判刑者的影片的要求，应考虑个人隐私和通信中的利益。他说：“为了确定本案涉及的侵犯个人隐私是否违法，必须权衡各种利益……。”该院后来维护了个人稳私方面的利益。　　宪法解释的形式原则是在宪法解释的实践中发展起来，而且主要是违宪司法审查解释和监督解释（其主要内容是违宪审查解释）经验的总结。在宪法解释发展过程中，解释模式与非解释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相互对立地存在的，但两种解释模式并不相互排斥。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司法审查解释的实践来看，历史解释原则和现时解释原则基本上是同时期产生的，一直到今天，两个原则仍然并行存在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产生巨大影响。即使是现时解释原则的首倡者马歇尔大法官，他在强调现时解释原则时，仍然是以字面解释原则为前提的。马歇尔认为，宪法解释首先要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进行，也就是说，当宪法条文的规定明确无误时，法官必须无条件地按照宪法条文字面规定的涵义来解释宪法，而不能听由法官个人主观臆断，否则就会侵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只有当宪法条文规定的涵义不清楚时，才应该按照现时的条件和事实来理解宪法的涵义。因此，从历史上来考察，解释模式和非解释模式中的各种解释原则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对立又统一。解释模式强调的是宪法的客观性，即宪法解释必须依照客观存在的宪法为依据；非解释模式则强调宪法的主观性，认为宪法解释不能拘泥于学究式的字面文义，而应该将宪法放到历史中进行考察，应把宪法看作是同社会利益、价值、历史条件等各种社会因素相关的不断发展的社会现象， 故英美一些学者将宪法解释又称为“宪法构建”( ConstitutionalConstruction)，这就是说， 宪法解释不仅要解释宪法条文或者是条文引伸出的若干规范、原则、结构和功能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关系，更重要的是应把宪法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规范系统，因此，宪法解释的任务就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赋予宪法条文的规定以新的涵义，这样，就应该从宪法之外来认识宪法，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