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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模式的选择 常伟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是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工业化 从发展经济学来讲，欠发达地区就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地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1960年至1990年，资源匮乏型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一般比资源丰富型国家，要快2至3倍。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例，其人均国民产值在1965至1997年间平均每年下降3%。同期间，伊朗人均产值每年下降2%，委内瑞拉每年下降1%。资源一般的泰国资源的香港、新加坡和南韩，真实GDP增长率都在４%以上。创始人埃佛森感慨：“我把石油称作魔鬼的排泄物。它带来太多的麻烦，看看那些肮脏透顶的腐败、不计后果地大量消费，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简直为之崩溃。”如果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的效益，则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生产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费用，则必然出现，而且随着费用的逐渐降低，呈现跳跃式趋势，从局部的到全面的；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改革的深化，大量隐性失业将进一步显性化，而且农村的1.5亿剩余劳动力也要转移，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另一方面，在整体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高素质劳动力不足，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仅占同龄人口的3.，远低于世界15%的平均水平，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中国未来10每年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在500万以上，直到2015年后情况才会缓解，那时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将达到峰值8.05亿人。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我们不得不付出人口提前老龄化的代价。到204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74亿，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提前老龄化将给我国的社会保障、养老等问题带来沉重的负担。4.制度与工业化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历史上的各国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经济成就，是因为制度演进的方式各不相同，因此经济成就的差异可以用制度演变的差异来解释。如果我们用制度演进的角度来分析工业化，便不难注意到，工业化作为一个制度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随着市场分工和交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这样一种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始终是起着制约作用的因素。一方面，企业家阶层的出现是工业化的决定力量。但企业家阶层的出现显然是一定制度安排下的结果。如果没有产权制度，显然就不会有市场，也就不会有企业家出现、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舞台。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坑蒙拐骗行为就会大行其道，如果这些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市场也不会很好地运行，经济效率势必极为低下。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家的产生也必然缺乏相应的土壤.另一方面，制度不仅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激励，也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约束。制度的激励因素和约束因素相结合，使得分工和交易不断发展。当然，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制度本身也是在不断演进的。 　　就欠发达地区而言，并非缺乏制度。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在欠发达地区存在很多制约甚至是束缚经济发展和阻碍工业化进程启动的制度。正是在这样的一些制度的制约和作用下，社会经济发展难以迈开起飞的翅膀。即便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其代价于投入而言也是不成比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层面的落后既是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经济不发达的重要表现。 5.文化与工业化 　　历史学家们认为与现代化相伴随的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世俗化的过程。它肯定人们有追求现世幸福、财富和荣誉的权利，反对等级制度，反对蒙昧与迷信，提倡以科学的认知用于物质生产。这一过程在西方是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倡而发展起来的，没有它，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我国历史上宗教和神权虽然没有取得过“国教”的地位，但儒家伦理道德客观上起着类似于宗教的作用，并严重阻碍着现代经济的兴起与发展。 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工业化的束缚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１）传统文化中重农轻商,重农抑商的传统。中国素称“以农立国”，尽管现代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但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不仅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并在历史上形成了“农本主义”思想。由于以农为本，崇本抑末，重农轻商，商业活动很难开展，市场很难建立，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性受到很大的限制。（２）天人合一，乐天知命的整合意识。这种整合意识与西方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它在社会生活上的体现，就是权威崇拜和皇权意识盛行，把个人安置在等级制度框架所决定的地位上。如果将其放在宗教信仰层次上加以考察，它也是一切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的根源。（３）我国传统文化只注意善恶的区分，不注意真理的追求，因此也就不能发展出科学和技术。而这种崇尚政教礼俗，反对变革的传统文化，也是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理性认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