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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孟姜女到软实力 2013-05-14 13:38 导语：文化是一个“旁出其右”的东西。它不是直接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与之相平行，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尤其拥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即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和生活为本，而不是以国家为本。 崔卫平　文 万里长城如今被看作中国的象征，举世闻名。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关长城还伴随着一则凄美的传说，我们自幼耳熟能详。在我还没有认字的时候，就从一辈子不认字的祖母那里听来了这个故事。 从前——孟家的葫芦长到了姜家的地里。待葫芦成熟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一个粉红的女娃娃。两家甚是喜欢，取名“孟姜女”。孟姜女长大之后嫁给了书生万喜良。万喜良被征去筑长城，孟姜女为他千里送寒衣。然而孟姜女未得见丈夫最后一面，万喜良不堪劳苦已经去世，尸骨被用来筑建长城。年轻女性哭着用头去撞长城，三天三夜，长城因此而坍塌了一大截，露出万喜良的遗骨。 祖母不擅歌吟，家中的女佣凤香阿姨会接着唱上一段，她细柔的嗓音如泣如诉： 月儿弯弯分外明， 孟姜女丈夫筑长城， 哪怕万里迢迢路， 送御寒衣是浓情。 已经无法考证这个传说诞生的年代，更没有作者可查。它由许多线索揉合而成，一般认为在唐代（公元618年-907年）之前便拥有了现在的模样。经过诗人的传诵，从元代开始，孟姜女的故事开始搬上舞台，演绎为各种地方戏曲，广为流传。山东、河北、陕西等不止一个地方，修建了孟姜女庙，将她当作圣女供奉。 在这个传说中，以及在千百年民间流行的各种版本中，建造长城的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始终是一个暴君：残忍专断，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他的王朝因而也十分短命。他最著名的政策还有“焚书坑儒”，销毁除了记载自己历史（《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只留下关于医药、农业、占卜方面的书籍。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位称自己是史上“第一位皇帝”的人，结束了当时中国多年战乱纷争的状态，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出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基本制度，以及统一了从交通、货币到书写等多种交流形式（“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位皇帝凝聚和提升了中国的“实力”，应该也是恰如其分的。 秦始皇与孟姜女之间的分歧，有些接近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年轻女主角与克瑞翁的分歧。新上任的国王克瑞翁，为了惩治引来外族攻打母族的波吕涅克斯，下令让他暴尸荒野；任何人如果违背了这个法令，将被乱石砸死。而安提戈涅执意要去收尸，因为她是死者的亲妹妹。她不是故意想要冒犯城邦的法令，而是依据她所说的那个“神圣的天条”（兄妹亲情）。 克瑞翁的决定，大致可以被视为出于城邦的利益，尽管实际上比这复杂得多。黑格尔将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之间的冲突，视为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城邦的“善”与家庭的“善”，它们本身都是合理的，但是源于不同的起点和价值维度，因此冲突不可避免。 在最好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秦始皇。修筑长城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属于黑格尔所说的“城邦政权所体现的带有精神方面普遍意义的伦理生活”；而孟姜女，则代表了家庭伦理的善：从妻子的角度，释放出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珍视，对于剥夺他人意志的痛恨，对于夫妻感情的珍爱等。 中国有句古话来形容这种冲突，叫做“忠孝不能两全”。无论如何，在这种凸显矛盾的表述中，也充分肯定了有关家庭、个人生活、人的感情这些维度，它们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是不可抹杀的。就像秦始皇、克瑞翁是这个世界上的重要存在；孟姜女、安提戈涅也构成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存在。后者构成了文化的起点：从人本身出发，从人的生命感受出发，从人的情感反应、情感存在出发。 想象我们民族若是没有孟姜女的故事，会如何？那就等于失去了母语中最为基础的那部分，在人们密切交往中传递和接受的那些部分，那些能够歌吟歌唱的美好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一般人们能够了解和理解遥远的古代希腊或者法国，也首先是因为它们的文化艺术作品体现了共同的人类情感和价值。比如拉伯雷、蒙田、狄德罗或者孟德斯鸠的作品，或者特吕弗、莱奥·卡拉斯克、侯麦的电影。 今天所说的“软实力”，是一个“临时性的”、也有点拧巴的说法，它将“文化”放在“国家”意义上来考虑，文化被视为国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将文化直接归并到国家立场、国家利益中去，将它们视为同一个整体。但这不符合文化本身的立场，不能用它来代替对文化的认识。起码作为文化人，不能从是否拥有“实力”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 不管是孟姜女的传说，还是安提戈涅的悲剧，我们从中会发现，对于国家来说，文化是一个“旁出其右”的东西。它不是直接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与之相平行，与之保持一定距离，还有着自身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眼光和要求。尤其拥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即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和生活为本，而不是以国家为本。尤其不是借国家的名义，压抑和剥夺大多数个人生命和生活的价值，用来实现极少数个人的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