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语言禁忌.docVIP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别人交流使用的是语言，相同的语言使人们的关系更近一步，言谈相合的人往往更容易成为朋友。语言也是我们表达自己的看法，向别人传达信息的最重要的媒介，如果不会说话或者不会使用某一地方的通用语言，将会给双方交流带来很大障碍，影响正常交流和工作的开展。人们的日常交流主要是通过语言来进行，语言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语言，也就是说话，不仅有说话的艺术，也有许许多多的禁忌，中国自古以来就由关于语言方面的禁忌，比如人死了不能说“死了”，而要说“殁了”， “走了”等，在新年忌讳说不吉利的话语，打碎东西不能说“把什么打碎了”，而要说“碎碎平安”，这些都跟我们国家源远流长的语言禁忌有关。 现代虽然没有古代那么多的语言禁忌，但是也还是有很多人遵守着这些古老的传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对这些禁忌都很重视。 语言禁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凶祸词语禁忌 民间认为“说凶即凶，说祸即祸”，认为语言是有灵力的，如果说出凶祸那么凶祸必定降临，所以人们对表示凶祸的词很忌讳，有人如果不幸言中了祸事便会被人们称为“乌鸦嘴”。因为乌鸦在人们心中也是邪恶的象征。 古代医疗水平社会生活水平都不发达，人们很容易早亡，往往有谁生了重病就无能为力，所以人们非常忌讳、害怕死亡，禁忌说出跟死亡有关的词语，话句。 “死”字是不能万万提及的。《礼记·曲礼》上面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就是说，天子去世不能说“死”，而要说“崩”，即人们常听到的“驾崩”，这大概是取“天崩地裂”之意，诸侯王爷去世要说“薨”，大夫，即古代的官员，去世后要说“卒”，士，即地位较高的文人等，去世要说“不禄”，只有平民去世时才说“死”字，这一方面体现出当时平民社会地位的低下，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们对“死”字的忌讳。 因为人们极度忌讳“死”字，所以在不得不说这个字时就想了很多可以代替此字的，含有去世的意思的其他词语来代替。这种做法不仅在汉族流行，其他少数民族也流行这样的做法。 士大夫阶级把“死”又叫做“疾终”、“溘逝”、“物故”、“厌世”、“弃养”、“弃堂帐”、“迁神”、“迁化”等。平民百姓把“死”又叫“没”、”下世”、“谢世”、“逝世”、“升天”、“老了”、“不在了”、“丢了”、“走了”等，如果家里有小孩去世，就要说“殇了”。 现代人们也避讳说“死”字，往往用一些含褒义的词语或中性词来描述，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上了战场的人或者军人，他们去世后人们都称是“为国捐躯”、“牺牲”、“光荣了”等，还有一些文人去世，人们往往戏称“去见马克思了”。 鄂温克族的老人一旦死了，就要说成是“成佛”了，小孩死了，也不能说“死了”，而要说“少活了”。 回族也忌讳说“死”字，如果不得不说，就要用“无常”、“殁”等字词代替。 由于人们对死，“死”字的避讳，发展到后来甚至连跟“死”读音相似的字词都成为了避讳。在中国人心里“四”就是这样一个不吉祥的数字，人们在选电话号码的时候忌讳带四的号码，选车牌号时也不选含有四的牌号，如果有人的电话号码或车牌号里面含有四，人们就会嘲笑他。 现代我国不提倡这种忌讳，一般的门牌号等也设有四号等，而在台湾，这种忌讳现象十分普遍。台湾医院里没有四号楼或第四号病房，连军舰的编号也忌讳用四。甚至公共汽车没有四路，机车牌照的尾数也没有”94”，因”94”台语与”辗死”同音。 人们还有四月忌婚嫁，给钱忌给四百元的禁忌。 民间对有关“死”的事情是很看重的，清代袁枚在《续新齐谐》写到：以前有两人是好朋友，一个人得了重病在家休养，另一个去他家探望，看到老友躺在床上病重的凄惨景象，触景生情，感叹道：“我们都老了，世事难料，不知是谁先作古啊。”生病的那个人出于习惯与谦让，起身拱手相让着说：“还是你先吧。”本来大家都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谁知去探病的那个健康的人回到家不久就去世了，竟然走在了病重者前面。人们便认为这是“一语成谶”，不敢轻易在与“死”有关的事情上戏言，惟恐弄假成真。更忌讳有意用死亡诅咒别人，如果无意间说出“死”、“丧”等字，就要唾几口唾沫以示破解。 和丧葬相关的事也是忌讳提及的。民间忌讳说”棺材”，而是要说成要说成“财(材)”、“寿材”、“寿”等，当家里准备为老人做棺材时，要说“割材”，办丧事出殡时棺材进门要说“官(棺)也来，财(材)也来，财丁(材钉)两旺一齐来”等吉语，以示破解不祥。 民间还忌讳说出与凶祸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词语，是为了防止凶祸的事情发生， 广州一带的方言里“空”与“凶”同音，所以把“空屋招租”改成“吉屋招租”。乘船的人，忌讳说“翻”，所以称“帆布”为“抹布”，其它“沉”、“停”、“破”、“漏”之类的话语也都在禁言之列。人们平时忌说“眉毛倒了”，是忌讳“倒霉”之意。忌说“梨”、“伞”，而称“圆果”、“竖笠”，是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