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docVIP

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程颢易学 王新春 摘要：自先秦时代起，儒家就在一种有别于其他家派的生命与文化的哲学诠释学进路下，渐次确立起自身涵纳天人、贯通古今、放眼未来的哲学天人之学。战国以降，此一天人之学在易学独特话语系统的涵化下，得以首次通体开显。易学自身也因此成为一种高度哲学性的独特天人之学。置身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程颢，对易学的天人之学作出了创造性诠释与转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理学体系。程颢的易学，首先开示了一个充满盎然生机、生意的有机整体宇宙图景，继之揭示了此一生机、生意之所自来的终极宇宙根基、根据，即天理，并指出天理是一终极的令物生生之理，即是一最高的绝对之善本身，由此天理即仁体。天理与仁通而为一，可名之曰天理－仁体。此一天理－仁体令天地万物涵具并彰显出盎然生机、生意，且一体无隔。人禀受它而具备了存在的所以然的终极宇宙根基和充足的价值根据与资源，应据之一则珍视自己生命的内在价值，令其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再则珍视并善待他人他物的内在价值，视天地人物一体无隔的有机宇宙整体中的一切皆为我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期其亦皆能原发性畅然舒展、展现与实现自我，从而成就起一宇宙式大我，达到成为天理－仁体自觉圆融化身的最高的生命境界，即天地境界。为此，尚需作识仁与定性的工夫。 关键词：仁；天理；生意；天地境界；识仁；定性 引 言 具有强烈家国天下之情怀与整体天人之关切的儒家，自先秦时代起，就在一种有别于其他家派的生命与文化的哲学诠释学进路下，渐次确立起自身涵纳天人、贯通古今、放眼未来的哲学天人之学。这一天人之学，成了儒家整体哲学文化价值系统终始一贯的超越性终极学理根基。战国以降，此一天人之学在易学独特话语系统的涵化下，得以首次通体开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易学涵化、升华并通体开显出儒家的天人之学；同样，作为一专门之学的易学，其自身也因此成为一种高度哲学性的独特天人之学。以此为契机，在上述哲学诠释学进路下，包括易学在内而皆有专门之学之称的汉代的《五经》、六艺之学，也无一例外地被全然纳入到哲学天人之学的架构下与视域中，而有了经学第一个全面发皇并跃为官方法定意识形态时代的天道为人道之终极价值根据、本天道以立人道、法天道以开人文的基本天人关系理念与基于此理念的易学天人之学、春秋学天人之学、尚书学天人之学、诗学天人之学、礼学天人之学，等等。经学整体上成为一种哲学性格分外突显的天人之学，而其各分支即不再单纯囿于或卜筮或史实或政典或文学或制度诸狭隘之域。换言之，经学的各分支，作为特色鲜明的各种专门之学，自有其各自所特有的话语系统与学理场域，但彼此又全方位开放而互通，从而立足而又超越了各自的话语系统与学理场域，有了共同的超越性终极哲学天人之学根基，反过来又以各自的话语系统与学理场域为这一天人之学作了各呈精采的生动注脚。诸部经典即在此架构下与视域中，被视为了法天地以设政教的王者之书，而礼乐文化遂成为当时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上述这一切，奠定了整个汉唐经学的基调及其所营造起的儒家整体哲学文化价值系统的基本方向。中唐以后，因受释、道的强烈刺激与挑战，在经历了汉魏 之际以来一尊地位所发生的长期动摇之后，以古文运动的兴起为显著标志，作为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基本表征的儒学，开始了新一轮的更新、复兴运动。更新、复兴意味着儒家哲学天人之学和以此为根基的整体哲学文化价值系统的解构、重构与转型。这一解构、重构与转型，初步完成于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之手，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这一有别于汉唐经学的全新儒学形态。作为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颢（1032－1085），为这一儒学新形态的诞生，发挥了他人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程颢的理学，质而言之，其学术根柢在易学。透过对易学的创造性诠释与转化，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理学体系。有鉴乎此，本文谨对程颢的此一易学做一番粗浅的探讨。 汉唐经学属于一种天人之学，宋明理学同样也是一种天人之学。天人之学是整个传统儒学的基本学术品格，由此自然也就铸就了儒学的鲜明天人之学传统，只是不同时代的儒学在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情势下，具有各自相对有别的天人之学内蕴而已。天人之学内蕴的有别，源乎不同的经典系统、尤其是源乎自不同生命、人生之体认出发的旨趣有异的经典诠释学理念。当然，这里，究极言之，生命、人生之体认，无疑是第一序的问题；经典系统、经典诠释学理念及对经典的具体诠释，则属第二序的问题。作为儒家开山的孔子，曾言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实则正如冯友兰先生所早就指出的那样，孔子“非只‘述而不作’，实乃以述为作也。此种精神，此种倾向，传之于后来儒家，孟子荀子及所谓七十子后学，大家努力于以述为作，方构成儒家思想之整个系统”（第92页）［1］。由此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