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刊刻《传习录》的旨趣解析.doc

明儒刊刻《传习录》的旨趣 发布日期：2015-06-30 原文刊于 汪学群 关键词：《传习录》??刊刻??旨趣 ?? 《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友人及学生讨论学术问题的记录，属于语录体。“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传不习乎？”朱熹注此说：“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此录上卷主要由徐爱（字曰仁，号横山，1487—1517，浙江余姚人）、陆澄（字符静，浙江吴举人）、薛侃（字尚谦，号中离，？—1545，广东揭阳人）所录，他们既是记录者也是提问聆听者。中卷里的书信，计有《答顾东桥书》、《启问道通书》、《答陆原静书》、《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等，与友人讨论学术问题，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教约等，则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仍为语录，后附《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作为语录体包括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阐释儒家经典的学术著作。如关于《大学》今本与古本、亲民与新民，以及格物等都是通过徐爱与王阳明的问答而诠释的。 有关《传习录》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刊刻形成的过程，而本文拟以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所收入的序、跋、小引等，分析明儒刊刻《传习录》的旨趣（宗旨、用心），并从这个角度展现一下王阳明思想的传播。 ? 一、《传习录》的增补与刻成 《传习录》最终成书有一个增补的过程，大体包括《初刻传习录》、《续刻传习录》、《传习续录》、《传习录》三卷几个阶段。[1]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弟子薛侃刻《传习录》于江西虔州为三卷，即今《传习录》上卷。计有129条。依次是徐爱录14条，陆澄录80条，薛侃录35条。前有弟子徐爱序。此序讲述了此前门人有私录王阳明论学语，徐爱因此也想录，征求王阳明的意见。王阳明以用药与治病为喻：圣贤教人如医生因病而立方，其间也要根据病人的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有所增减，关键在于治病。最初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药方，如拘泥或执着一种药方，便是害人。他说：“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赘疣。若遂守为诚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2]徐爱意识到王阳明传道重在教化而不在语言，当然不愿意把语言备录成文字乃至于刊刻成书，这样做恐使自己的思想教条僵化，妨碍其传播及应起的作用。但他还是备录王阳明论学语，其理由是：第一，如果弟子们常常在老师身边，聆听教诲就不会多此一举。事实是这些弟子常不在老师身边，彼此间也不常聚会，既不能聆听教诲，也不能相互砥砺，难免堕落或颓废。第二，这些弟子对于老师的话不能身体立行，讨诸实践，那我将是罪人。也就是说徐爱备录王阳明论学语，不在文字而在践履，实践老师的思想，起到教化的作用才是录刻《传习录》的目的。[3] 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字符善，号瑞泉，1487—1541，陕西渭南人）刻《传习录》于越，为《初刻传习录》，包括论学书九篇，即答徐成之二书、答顾东桥论学书、启周道通书、答陆元静二书、答欧阳崇一书、答罗整庵书、答聂文蔚书，合为共二册。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1496—1574，浙江余姚人）又增《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即今《传习录》中卷。南大吉作为王阳明的弟子亲炙其教诲，初刻《传习录》刊行后，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对《传习录》笃信不疑，而且窃见其中的大道，以为此录囊括天地宇宙万物，反映人心之所同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也有感缺略，因此，命令胞弟南逢吉重刻《传习录》。同年，南大吉作序称：“天下之于是《录》也，但勿以闻见梏之，而平心以观其意；勿以门户隔之，而易气以玩其辞。勿以《录》求《录》也，而以我求《录》也，则吾心之本体自见，而凡斯《录》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无复可疑者矣。”[4]要以平心而不是以闻见、以易气而不是以门户、以我而不是以《录》本身看待《传习录》，一句话，以我心与《传习录》相互印证，这既是体现《传习录》的不二法门，同时也反映他续刻《传习录》的旨趣，旨在使大道明于天下。 嘉靖七年（1528）冬，王阳明去世以后，钱德洪与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浙江山阴人）奔丧至上饶，向同门征集老师遗言。嘉靖十四年（1535）年，钱德洪在苏州刻成王阳明《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既以编入《文录》书类，于是摘《文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又采陈九川（字惟浚，号竹亭，明水，1494—1562，江西临川人）等所录，得二卷。本想附为续录，钱德洪恰遭丧母，书并没有刻成。嘉靖三十二年（1553），恰好阳明诸弟子相会于南京，钱德洪与何迁、刘起宗（字宗之，号初泉，1538进士，四川巴县人）商订旧学，认为王阳明教人宗旨集中在《传习录》，希望增刻成书。于是刘起宗回到宁国，与泾县知县丘时庸商量，捐资刻《传习续录》于水西精舍，即今天的《传习录》下卷。[5] 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刻成下卷之后，又易中卷为问答语，合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