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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法国同屋 陆丹尼 我从穷乡僻壤的乡下一步跨进首善之地的京城，好比鱼跃龙门入沧海，惊喜固惊喜矣，更多的是懵里懵懂找不着北的惶然。梁庄的榆树和洋槐远去了，代之以未名湖畔的依依垂柳，草顶土坯墙的乡间土居不见了，满目是飞檐琉璃瓦的华屋美厦。我漫步在风景如画的未名湖畔，恍惚间不知此身何处。直到脚上的带襻黑布鞋，踢着了汉白玉石桥的台阶，方才确认这一切不是梦境。这双布底鞋不正是我在梁庄小姊妹毛荠的指点下，纳断了十根大针，扎疼了无数次手指，苦心孤旨亲手做成的吗？我特意带着它来上大学，是因为它能让我感到踏实和自信。现在我就正穿着这双布鞋，轻轻走在用鹅卵石铺成各色图案的湖边小道上。 进北大不到一学期，在燕园各处奔走还不能保证不迷路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与国外发展教育交流项目，我校奉教育部指令接收了英法意德几个欧洲国家首批派遣来华学习的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有的要进入历史系学习，因此要从七七级新生中选拔若干同学进留学生楼“陪住。”不久，陪住学生名单公布了，我班被选中的三名男生三名女生中，我的名字也恭列其中。那五个同学将要陪住的都是英国人，只有我被分配和一位法国留学生做同屋。我想，天哪，我这儿还没从绕口的“一片儿一片儿雪花儿”的北京话里绕出来呢，现在倒又要去跟说着全世界最绕口的法语的人朝夕相伴了。 那天，一辆大巴士停在留学生楼门口，把一批金发碧眼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大堆行李一起卸了下来。我们这些已先期入住的“陪住生”迎上前去，各自去领分配给自己的同屋。留办主任蔡老师把一位蓝眼睛、亚麻色头发、身材高挑的姑娘带到我的面前，对我简短地介绍说：“这就是你的同屋，杜克露丝 · 韦罗尼克 (Véronique de Romefort)。她来中国以前是巴黎第五大学的学生，她的老师是德斯坦总统的中文翻译。噢，她还有个中文名字，叫郑蓉。”我连忙伸过手去，对她笑着说了些欢迎的话。郑蓉却只是礼节性地伸出手来，跟我轻轻一握，说：“你好！”再无多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对于怎样和外国人打交道一片惘然。而且，从我的新同屋对我的态度和眼神里，我读到一丝傲慢和狐疑。我心里有点儿发憷，当陪住生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玩。要是和这位看上去挺孤傲的同屋处不来的话，这两年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呢。 郑蓉学的是中国史，但历史系七七级中国史专业没招生，所以他们几个留学生便由中国史专业的教授单独授课。我们的上课时间和地点都不一样，晚上即使留办没给他们安排什么活动，留学生们也会自行聚会。我和郑蓉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内容和朋友圈，虽然住同屋，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加上她的中文只有1+水平，我的法文是0，我们俩的英文水平都在1上下，说起话来，少不得她抱一本大法汉词典，我抱一本大汉英词典，吭哧吭哧的翻，费劲的很。在宿舍以外的地方遇见了，自然要打个招呼，我说：“吃了吗？”问的时候并不停下脚步，指望着她只要回个“吃了”，我们就算完成了礼貌交会，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中国人见了面，不都是这样的吗？可郑蓉偏不是这样，她听我问她吃了吗，就会停下来，一本正经地想一想，然后看住我反问：“你想知道的是中饭还是晚饭？中饭我吃过了，晚饭还没吃。”或者狡黠地眨一下眼睛，用调侃的语气说：“我还没吃，你是不是打算请我吃饭？去哪儿？”往往弄得我很尴尬，心想这家伙可真别扭，连顺嘴搭腔都不会。简直没法跟她正常交流。几个常来找我的同学也都觉得我这个同屋脾气怪怪的。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没上图书馆，她也没出去，我俩坐下来认真交谈了一次。她说：“我不懂，你们连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在哪儿吃饭都要报告吗？” “报告？什么报告？向谁报告？”我一下没闹明白她的意思。 “向留办报告啊。你们不都是中国政府派来监视我们的吗？每个留学生都有一个监视他的同屋，对不对？不过我不在乎。”她耸了一下肩说。 “什么呀？”我委屈地叫起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到现在连留办的办公室门朝哪还不知道呢。再说，我进校才一学期，除了海淀，连故宫、王府井都还没去过呢” “真的吗？”她的蓝眼睛里露出惊讶。 “当然是真的。来北京以前，我在一个小村庄当下放知青，连我家乡的那个省都没出过。你看，我穿的这双布鞋，还是我在乡下的时候自己做的呢。”我这样讲着的时候，本来是颇为自得的，可是提到插队的日子，自得里头竟又泛起了几许自怜的酸楚。再联想到耳闻目睹的外国留学生们的生活和他们受到的特殊待遇，简直不能自已地有些愤愤然了。“你看，你才来了几星期，人民大会堂也去过了，中南海也去过了，教育部长、校长还跟你们一起吃饭、合影。”我指着她漫不经心扔在书架上的那张方毅、刘西尧、周培源等领导与他们二十来个留学生合影的大照片，意犹未尽，继续控诉：“你跟我说过法国政府一个月发给你三千法郎生活费和旅行费，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是多少钱？12块5毛！我们整天忙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