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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渊明看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鲁枢元教授在台湾淡江大学的讲演 □来源：文汇报 陶渊明或许真的已经成为“昨夜星辰”。陶渊明连同他的自然主义的哲学精神或许已经真的死去。一线希望在于：现时代的生态灾难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那也将是陶渊明的再度复活。我愿意把我今天的这番话，作为对渐行渐远的陶渊明的幽灵的一次“招魂”。 一、伟大诗人陶渊明 中国文学史中常说：“伟大诗人陶渊明”，怎么伟大，伟大到什么程度？如果让秦始皇PK陶渊明，那就好比在一架天平上，一端放上一座宫殿城堡，一端放上一缕清风白云，奇怪的是这架天平竟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偏斜。 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常说：“伟大诗人陶渊明”，怎么伟大，伟大到什么程度，如何衡量？这里我想简化一下标准，模糊一下概念，如果仅以古人在后人心目中印象的深浅、即所谓民众的“口碑”判断一个人历史地位的高低，那么陶渊明的名声之大与秦始皇倒是可有一比。秦始皇历来被史书称为“千古一帝”，而陶渊明则被誉为诗苑的“千古一人”。听说过秦始皇的人，大约就听说过陶渊明；凡是知道“焚书坑儒”典故的人，也不会不知道“桃花源”的故事。如果核算一下他们自己和社会为此支出的“成本”，却又更加悬殊：秦始皇“奋六世余烈”，攻城略地，斩首百万，血流漂杵，方才当上千古一帝。秦始皇自己劳力又劳心，自己也是付出生命代价的，49岁便命丧黄泉。而陶渊明获得“千古一人”的历史地位似乎要“轻易”得多，不过是喝喝酒、读读书、种种庄稼、写些关于南山、菊花的诗，平常得几乎不能再平常，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说是诗人，诗也不多，连文章在内总共一百多篇。将秦始皇与陶渊明如此比较，结论显得很有些离奇：就好像一架天平（人类价值的天平），一端放的是一座城堡或宫殿，一端则是一缕清风或一片白云，而那天平竟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偏斜。 一般人凭直觉当然还是会觉得皇帝毕竟要“重”些，诗人终归“轻”一些，这种印象出在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观上。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书写，太过于重视政治、经济、军事之类的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而忽视了人类精神空间的清风和白云。 所谓“清风”、“白云”，是什么？想一想，那不也就是哥本哈根会议上让一百多位国家首脑百般无奈的“大气”问题么？按照美国五角大楼的说法，这些由“大气” 带来的生态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所有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军事问题！而陶渊明，原本就是人间的“清风白云”。 最近我一直在想，人类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元问题”,即“人与自然”的问题。事实说明，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不但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反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即危及人类整体生存的生态错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一错再错，难以自拔。 回到秦始皇与陶渊明的对比上，如果说秦始皇的业绩在政治、军事、经济，属于人事；那么陶渊明那些写南山东篱、清风白云的诗歌散文则应归于自然。在“人与自然”这个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上，秦始皇与陶渊明各占了一半。按照我们的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943年在美国芝加哥东方研究院讲学时的说法，前者是英雄，后者是圣人。纵观人类历史，无论东方西方，可谓英雄无数，而圣人则寥寥无几。英雄成事也败事，圣人则无为无不为。60多年前金岳霖先生针对时代的弊病就曾强调：地球上光有“英雄”是不够的，还应当有“圣人”。为了防止整个世界为英雄观所控制，很有必要以圣人观来救治英雄观。 二、陶渊明的自然哲学 陶渊明的诗颇富哲理，西方哲学家中，只有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陶诗中的哲理相近；海德格尔的哲学颇富诗意，中国诗中较能表达海德格尔哲学的似乎只有陶诗。 我们说陶渊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甚至在世界诗化哲学中也应占据一席之地，这倒不是说他撰写了多少哲学著作，而是因为他的诗文中饱含着深刻的哲理。梁启超认定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可以拿两个字概括，即“自然”。他在民国十二年出版的《陶渊明》一书中，曾在一段话中接连用了七个“自然”，表达他对陶渊明“自然精神”不容置疑的肯定。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仔细研读了陶渊明的《形影神》、《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等诗文后指出，陶渊明的核心思想旨在“委运任化”、“随顺自然”，“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由此认定陶渊明不仅是一个“品节居古今第一流”的文学家，而且也是“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一位与其前辈阮籍、刘伶皆不相同的“新自然主义”哲学家。 中国本土自然哲学的代表就是先秦的老庄哲学。在中国，从古代的苏轼、朱熹，到现代的梁启超、朱自清、陈寅恪全都将陶渊明的精神归为这种自然哲学。陈寅恪说陶渊明的哲学是“新自然主义”，仅是为了区别秦汉以来渐渐宗教化的道家思想，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反而是更切近“原教旨”的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