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昉诗学思想及其影响.docVIP

任昉诗学思想及其影响初探 摘 要：从任昉的诗歌创作来看，任昉的诗学思想既不隶属于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古体派，亦不归类于以萧子显为代表的“新变”派，而是于袭古中有新变，于新变中有继承。任昉的诗歌思想和创作实践在齐末、梁初文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使得时人纷纷以其诗作为准的，着力效仿，而且对萧统文学集团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任昉；诗学思想；萧统文学集团 任昉不仅是齐、梁时期著名的“笔”体文大家，在诗歌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中品，并赞其“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任昉流传下来的诗歌虽然不多，但从中可窥见其独特的诗学思想。本文拟从任昉的诗歌创作入手，并联系当时的诗坛状况，考察任昉的诗学思想及其影响。 从任昉的创作实践来看，最能反映其诗学思想的，莫过于他对使事用典的态度。一方面，任昉大量运用成词事典，表现出宗经、征圣的文学思想；而另一方面，任昉又“竞须新事”，表现出力求“新变”的文学立场。“竞须新事”包含两层含义，第一，肯定了任昉作诗用事的倾向；第二，指出任昉用事的特点：喜用“新事”。“新事”与“故实”相对应，古人作诗讲究用先秦两汉之故实，任昉却大反其道，竞用新词。对于博学的任昉来说，新事旧典无不娴熟，他之所以竞用新事，表明他在当时袭古与新变文艺思潮中的态度和立场。 对于任昉的事类诗，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古体派相当不认可，他不满意“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婓而为功”［1］的创作倾向，认为这是“摈古竞今”、片面讲求艺术技巧而忽视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而积极鼓吹文学“新变”的萧子显，对任昉的“事类诗”亦评价不高，他将当时的文章归为三类，其中一类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2］萧子显虽托名晋代的傅咸、应璩，但实指却为同时代的任昉。分别代表复古和新变文学观的裴子野和萧子显都不大认可任昉的诗歌创作倾向，这无疑透露出一些讯息：任昉的诗学思想既不隶属于古体派，亦不归类于新体派，而是于新变中有继承，于袭古中有新变，如果非要以派别来名之的话，不妨称之为折衷派。 萧华荣先生认为：“南北朝时期古今文体之争的实质，是传统的儒家文学观与新的文学思潮的斗争。”［3］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任昉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思想亦当为其深厚的儒家思想根砥的反映，儒家凡事讲究中和之美，任昉的诗作也力求文质彬彬的审美境界。可见，于继承中力求新变、“宗经”而不泥古是任昉主要的诗学思想。表现在创作中，则大量隶事用典，并且竞须新事。 任昉的这种思想和做派在齐末、梁初文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时间人们竞相效仿，纷纷以任昉诗作为准的。以下几则资料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钟嵘《诗品?序》) （昉）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诠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钟嵘《诗品》) （昉）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而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南史?任昉传》) 从以上记载可知，尽管南史的作者李延寿、诗品的作者钟嵘并不赞成任昉使事用典的创作实践，但同时都无可避免地记载了这么一个不争的史实：任昉的诗作掀起了一股社会风潮，士子学人纷纷效仿任昉的作诗方式，使事用典蔚然成风。 事实上，任昉在创作上隶事用典亦是时代环境使然。由史料来看，齐末梁初的君臣都以博物博事相炫，从梁武帝萧衍与大臣在隶事上的争胜事例即可窥其一斑： 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磬，帝试呼问（刘）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座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此恶之，不复引见。（《南史?刘峻传》） （沈）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约）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至。（《梁书?沈约传》） 至高无上的皇帝竟然与臣下计较用事的多寡，充分反映出当时重博学的时代风气。 任昉的好朋友王僧孺作诗也浸染此风，《梁书》本传称“其文丽异，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时人对使用新事者青眼相加，也反映出以任昉为代表的隶事派已经得到时人的认可，并已成为引领审美风尚的创作潮流。 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任昉的诗学思想对萧统文学集团是否有影响、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来考察任昉与萧统的关系。天监元年，萧统被立为皇太子，武帝为其拜东宫官署，一时竟陵八友等名流时选皆入主东宫。任昉儒雅深沉，老成持重，深得梁武喜爱，在任昉现存的文集中，有三篇系为萧统所作，分别是《为昭明太子答何胤书》、《为昭明太子答刘居士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