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精神.docVIP

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精神 ——对余英时、杜维明先生两篇文章的反思 释青平 内容提要： 本文试着以余英时先生《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与杜维明先生《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两篇文章的反思为线索，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精神”。本文作者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讨论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动力”的问题而不是“起源”的问题。本文作者还认为，西方伦理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而东亚儒家伦理却是一种集体主义的伦理，故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以很合理地解释作为个体劳动者所具有的内在动力，但“东亚儒家伦理”，却能够很好地为一个集体提供整体结构上的内在动力。 一、引言 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商业精神的问题，是一个讨论的热点，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它起因于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又因东亚工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突兴而被热烈讨论。 韦伯无疑是一座思想高峰，他的思想与理论在学界始终具有经典与权威的地位。在讨论“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个问题上，韦伯代表性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宗教》两部著作中，前一著作奠定其理论框架，而后一著作则从更广泛的视野上为其理论提供佐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有关，可是韦伯同时还在《中国宗教》一书中用同样的理论框架将中国的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进行了比较，他却发现，儒家伦理似乎与新教伦理有着全然相反的特征，在新教伦理中，为资本主义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些精神，儒家伦理中不仅没有具备，而且似乎处处与之相反。所以，资本主义不能在儒家文化传统中产生，这似乎是合乎情理而又无可奈何的事。言下之意，让人很容易理解到，现代化这现代文明的产物，与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应是无缘的。 韦伯当然生得早了点，没有看到现代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奇迹，作为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台湾、香港、南韩、新加坡、还有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大陆，不仅成功地完成了工业化的转换（中国大陆虽起步晚，但正在走向正轨，成就可以预期，也有目共睹），而且呈现出了骄人的业绩，竟然出现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不曾有过的发展速度，仅仅几十年就实现了他们几百年取得的成就。显然，这些东亚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它们工业化所取得的成就，也肯定与儒家文化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 于是，重新反思韦伯的结论便成了一个众所瞩目的新课题。反思往往都会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角度是沿用韦伯的思路，重新思考并开掘儒家伦理所具有的内在特征，找出它与现代工业文明相一致的话语；另一个角度则是对韦伯的权威进行挑战，指出韦伯的片面与不足，为儒家思想价值的阐释，找到重新诠释的语境。 在海外学人中活跃着的新儒家学者的代表人物中，余英时与杜维明俩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很值得关注的，他们俩人恰好分别代表了上述的两种不同倾向。本文试着就余英时先生《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与杜维明先生《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的两篇文章略作评析，并由此而引发，提出本文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当然，本文的用意并不是指出两位当代巨哲有何差错，而只是略陈其不足，应该承认，他们的思考都包含着某些相当合理的成份，但很显然地，却有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没有被他们观察到。东亚的经济奇迹，绝不可能由单一的原因所造就，那么，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呢？ 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 无论余英时还是杜维明先生，在对待韦伯思想时，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承认了韦伯理论的合理性，认为新教伦理确实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如何将韦伯的理论应用并解释东亚奇迹上，俩人却有所分歧：在余英时眼中，韦伯理论本身是合理的，但其论据却有欠缺，尤其在涉及以中国儒家思想作为其比较依据时，没有看到儒家伦理中与新教伦理十分近似的那些成份，故而显得武断与片面；而在杜维明眼中，韦伯理论虽然合理，却不全面，不具有普遍性，韦伯指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某一种途径，然而他显然没有看到，实现现代化还可以有另外一条道路，至少会有一种不同于欧美并在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东亚模式。 余英时先生的巨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从史学的角度，集中考察了16到18世纪（即明清之际）中国本土所化育出的商业精神。固然，余先生在回应杜维明先生《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一文的相关批评时，谨慎地陈述自己此作不是韦伯学的讨论，而只是以韦伯的理论作为“引子”。然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余先生的研究及阐释，确实是以韦伯理论为其框架，并处处针对其理论有感而发的，故而余先生自谓其为“引子”，并非仅仅只是开头引用的几句话，实际上即是全着的理论大纲。事实上，关于伦理文化（传统宗教与传统思想）与资本主义关系这一问题，确实是韦伯所提出的问题，所以任何相关论述，都必定以韦伯为潜在的对话者，涉及的问题，也必然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