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维.docxVIP

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思维的影响「具体性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所显现的诸多思维方式之中，最为悠久而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所谓「具体性思维方式」是指从具体情境出发进行思考活动，而不是诉诸纯理论或抽象的推论。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表现的方式甚多，最常见的就是将抽象命题（尤其是伦理学或道德论的命题）置于具体而特殊的时空脉络中，引用古圣先贤、历史人物，或往事陈迹加以证明，以提升论证的说服力。中国文化中的「具体性思维方式」的出现，与中国的历史意识的发达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心灵」发达极早，默察往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记取教训，以为行事之依据，至迟在春秋时代（722-481B.C.）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诗经?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皆可证中国古代历史意识之早熟。1在强烈的历史意识洗礼之下，古代中国思想家常常即事以言理，他们习于从具体而特殊的个别事物或经验之中，抽离或归纳出普遍的抽象命题。中国人的思维从不受抽象的「型式」（forms）或静止的命题所束缚。2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具体性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历史思维方式。在许多儒家的论述中，历史思维方式一再地被运用与发挥，构成儒家思想史上的重要遗产。直到今日仍在华人社会中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儒家的历史思维有何特征？古代儒家运用何种方法进行历史思考？在儒家展开历史思考的过程中，有那些概念或因素发挥主导的作用？这些问题是这篇论文企图解答的课题。这篇论文的写作，拟依以下顺序进行：第一节「前言」说明全文旨意。第二节则扣紧古代儒家历史思维中的「时间」概念深入分析，指出古代儒家的「时间」概念具有两项特质：（一）可逆性（reversibility），指「时间」在「过去」与「现在」二极之间往复运动，使「过去」与「现在」构成既分离而又结合之辩证关系；（二）古与今的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今」既为「古」所塑造，但又能赋「古」*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 参看：Pullleyblank 为W. G. Beasley 与E. G. .Pullleyblank 合编的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1)一书所写的〈导论〉，页2-3。2 清儒章学诚所言：「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文史通义?易教上》），实已暗示中国思维方式特重「具体性」此一特征。当代学者Pierre Ryckmans 最近也指出，从中国人对「过去」的态度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韧性与创造性，植根于这种不局滞于抽象「型式」的思维习惯之中。参考：Pierre Ryckmans,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the Past,”Papers on Far EasternHistory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No.39 (March, 1989), pp.1-16, esp. p.10.2以新义。第三节的分析，就以第二节的论证作为理论基础，归纳古代儒家所赖以进行历史思维的方法有二：（一）比式思考方法；（二）兴式思考方法；前者因古以喻今，后者即史实而求史义。但这两极思考方法却有异中之同，这就是两者的作用都是「隐喻的」（metaphoric）而不是「换喻的」（metonimic）。本文第四节接着探讨古代儒家历史思维的展开过程中，所常见的四个主要概念：（一）「三代」；（二）「道」；（三）以「人文化成」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四）「圣王」，四者中以「圣王」这个概念最具关键性，因为儒家理想中的「圣王」以其德业化成人文世界，使「三代」成为正「道」流行的黄金时代。在古代儒家历史思维的展开过程中，呈现一种「反事实的思维方式」（counterfactual mode of thinking）的倾向，特别值得我们加以深入分析。本文第五节则综合前面各节的分析，提出若干具体结论。二、儒家历史思维中的「时间」概念（一）「时间」的可逆性时之为义大矣哉！春秋时代的孔子（551-479B.C.）就已有川上之叹，以流水喻时间之飞逝。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很能体显人在被「时间」所放逐的情境下，为恐怖的孤独感所侵袭之心情。但「时间」的本质何在？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探讨的课题。古代儒家进行历史论述时，所呈现的「时间」概念至少共有以下两项特质：（一）「时间的可逆性」；（二）「时间」序列中的「古」与「今」的互为主体性。我们先讨论第一项特质。所谓「时间的可逆性」，是指在古代儒者的历史思维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