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之司法规制==.doc

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之司法规制== 摘 要：公共权力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司法对抽象的财政支出行为的规制乏力，由此，造成财政支出行为可诉性较弱的现象。引入司法权规制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可以解决其可诉性的缺陷，以使其纳入法治财政的轨道，防止政府滥用财政支出的权力。司法规制财政购买性支出行为的制度进路，除了依仗救济私人经营者利益的直接诉讼机制外，还可考虑创建救济公共消费者利益的间接诉讼机制。可见，建构实现其可诉性的诉讼机制，可以均衡国家、私人经营者和公共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利益。 　　关键词：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司法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政府应该履行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再分配功能”（Musgrave，1959），政府集中的财政收入只有按照行政及社会事业计划、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统筹安排运用，才能为政府完成各项职能提供财力上的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称为财政支出，是一级政府为实现其职能对财政资金进行的再分配。自20世纪始，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经历了从“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到“防范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演变。“不断有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拥有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尽其最大的可能行使他的权威”，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1961）。要防止财政支出权的滥用并将之纳入法治轨道，有必要引入司法权加以规制。现实中的财税问题纷繁复杂，只有选取具有典型性的案例进行研究，才能挖掘和抽象蕴含其中的财税法原理，从而为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应的法律对策。实践中，税案不少，财政支出方面的案例却不多，与这一领域司法规制的缺失不无关系。 　　法律上有所谓公权与私权的划分，而私权的行使受到司法的全面审查较为普遍，公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财政支出权往往动辄牵涉国家权力，司法对抽象的财政支出行为的规制乏力，由此，造成财政支出行为可诉性较弱的现象。然而，“法是使各种目标最终通过诉诸公的强制、制裁手段得以实现的社会性机制”（田中英夫 等，2006）4-5。尽管抽象的财政支出行为是否可诉与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可诉一样，存在着可诉与不可诉两种迥然相反的观点，但区别于财政支出决策行为的执行行为，不但具体可诉，而且有规可循。为了更集中地进行论述，可择取最有典型意义的“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注：财政支出的内容可以进行合理归纳，以便准确反映和科学分析支出活动的性质、结构、规模以及支出的效益。根据不同标准，财政支出可以分成不同种类，最有讨论必要的是将其分为购买性支出、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其中，购买性支出行为可以进一步分为决策行为、执行行为与监督行为。）并试图论证其何以应当以及如何实现司法规制，以解决其可诉性缺陷问题。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的可诉性欠缺，既有法治理念底蕴不足的因素，也有现实诉讼机制欠缺的缘由。“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是在于经验”（Holmes，1963）。法律文本的生命力来源于其可诉性，可诉性可谓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的连结点，是“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谢晖，1999）。 　　政府的权力不论是来自于人民通过投票表达的明确授权，还是人民的默示同意，政府都应该是一个可以由人民问责的。“政府应当做什么是讨论税收和财政的角色时必然涉及的门槛性的问题，因为政府所做的任何事都必须由人民付钱。政府做的事越多，人民要付的钱越多。”（McGee，2004）“权力制约”是一种与国家政治架构和法律运作紧密相关的制度设计。司法是任何法律运行的必备要素和任何法律纠纷裁断的权威象征，缺少司法救济的权利必然只是虚设的存在，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有权力必有救济”（刘恒，1998）。司法规制公权力是最重要的保护私权利不受侵害的解决途径之一，诉讼是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为普遍的司法规制途径。依据法理学上对可诉性的认识，不妨将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的可诉性界定为：对财政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的不满可否向法定机构倾诉，以使其法益得到保障，包括是否可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诉。司法规制财政购买性支出行为的实现，除了依仗以保护私益为中心的传统诉讼机制之外，还可考虑创建保护公益的新型诉讼机制。 　　 　　二、购买性支出执行行为何以应受司法规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从自产国家发展到税收国家、预算国家，经济结构出现根本变化，社会分层开始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出现差异，呈现多元趋势。熊彼特在《税收国家危机》中率先提出税收国家的概念：解决税收国家财政需求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国民不能有日益高涨的支出意愿和权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