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制度模型==.doc

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制度模型== 财政支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很多，既有经济性因素，也有非经济性因素。本文从非经济因素特别是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分析财政支出增长的规律，即官僚行为增长论、多数投票规则增长论以及票选举权扩大增长论。官僚行为增长论从制度角度分析财政支出规模与官僚行为的关系，多数投票规则增长论强调财政支出规模增长与政治程序之间的关系，选举权扩大增长论则考察选举权利扩大到穷人阶层会对财政支出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财政支出增长的制度解释：官僚行为增长论 　　国家预算规定了一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计划支配的财力规模及其结构，它不仅关系到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西方许多国家，国家预算可以说是许多政党的交易结果，因为国家预算涉及下一年度的各种财政支出计划和税收立法，表明了执政党所要实现的目标。不仅如此，一些压力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也极大地影响着国家预算的结果。在预算的形成过程中，不仅选民、政治家的作用比较明显，官僚的行为也很重要。过去一直认为，官僚服务于现政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确保政府的职能部门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二是管理、执行现行的立法，确保共用品有效地向选民（消费者）提供。可是，过去对官僚的这种看法现在有些过时。公共选择理论通常假定官僚与选民、政治家一样，也追求自我利益，试图使其效用最大化。于是，在国家预算形成这个舞台上，官僚充当了一名赏而不是舞台监督。现在的问题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官僚对政府规模以及配置效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节主要从制度角度来探讨财政支出的增长原因，即集中分析政府的内部结构以及官僚、利益集团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 　　（一）官僚行为的经济分析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官僚是指负责执行通过政治制度作出的集体选择的代理人集团，或更明确地说是指负责政府提供服务的部门。每一政府部门都是一个非赢利性组织，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一次拨款而非产品销售。有些政府机构与其他政府机构是合作关系，他们的活动是互补的，而有些政府机构在稀缺资源的需求上是彼此竞争的。虽然官僚制度通过建立一系列特定的限制和刺激，影响着官僚的行为，但是，在分析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行为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时，必须要特别注意官僚的动机和目标。 　　官僚（或者说高级决策者）一般认为是能力很强的管理者，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已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并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这些制度。这就是韦伯早在19世纪提出的理性官僚的规范观点，以后由尼斯克南和伯莱顿等经济学家予以修正和发展。 　　经济学家们经常假设个人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最大目标，而官僚的行为追求的是什么目标最大化？尼斯克南认为，官僚与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效用最大化者。他利用管理者效用函数方法提出，官僚的效用函数变量包括他的薪金、为他工作的职员人数和他们的薪金、他的公共声誉、他的额外收入以及他的权力或地位、装修考究的办公室、现代化的办公设施、公费活动等等。为了效用最大化，官僚竭力追求机构最大化；机构规模越大，们的权力越大。鉴于官僚效用函数中的许多变量与预算规模直接相关，故可以认为，作为效用最大化者的官僚也会是预算最大化者。因此，效用最大化或预算最大化的官僚在预算决策过程中决不是一个中性代理人。 　　正因为官僚机构以机构规模最大化作为目标，导致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甚至财政支出规模增长超出了共用品最优产出水平所需要的支出水平。 　　利用这种官僚行为模型，我们就可以考察官僚的产量决策。像非赢利私人部门组织和垄断者那样，官僚不受竞争力量的影响。然而，官僚行为与其他组织行为之间确有许多差异。垄断者选择在市场上出售的产量水平，以便使其利润最大化；而官僚从上级机关（如财政部）取得一次性拨款，并保证提供一定数量的总产量。同时，假定拨款单位的行为符合纳税人的利益。 　　同私人部门垄断者的产量决策相比，私人部门非赢利组织和政府官僚的产量决策由图1所示。每一组织所面临的需求函数、生产函数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等都相同。因此，每一“企业”面临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都相同。又假定，规模收益率不变，故LRAC=LRMC.需求曲线是D，边际收入曲线是MR.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需求曲线D既是市场需求曲线，也是中位选民需求曲线。 　　垄断者选择的产量水平是OQ1，价格是OP1，他的垄断利润是P1CBP2.非赢利私人部门企业选择的产量水平是OQ2，价格是OP2.假定官僚的预算规模是OP2AQ3，这是由政治程序决定的。 　　倘若官僚的预算规模既定了，等于OP2AQ3，官僚就会利用以上LRAC表示的生产函数关系，提供OQ3单位的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官僚的产量水平高于垄断者和非赢利企业的产量水平。而且，倘若既定的价格是OP2，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