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之法不是法..doc

非法之法不是法. nbsp;nbsp;——读美国宪法的“不得立法”条款有感 nbsp;nbsp;nbsp;nbsp;写下这个题目，心里不禁暗笑自己，我怎么也玩起这样的文字游戏了。然而生活在美国，或者把这句话翻成英语，那就一点没有文字游戏的味道了。非法之法不是法，这是我最近又一次读美国宪法时，最有体会的一点感慨。 　　一、权利法案和“不得立法” 　　众所周知，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起草的宪法，注重于联邦政府的结构和功能，是民众对联邦政府的授权书。这份宪法，由于缺少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立马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逊和州长埃德蒙·伦道夫，还有麻萨诸塞州的艾尔布里奇·格里，虽然参加了制宪会议，却为此而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托马斯·杰弗逊在巴黎公干，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大声疾呼要补上这个缺陷。制宪会议以后，乔治·华盛顿寄了一份宪法给巴黎的拉法耶特。拉法耶特在盛赞美国宪法的同时，指出了美国宪法缺少权利法案这一缺陷。拉法耶特是参加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两个世界的英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就是他写的第一稿，他自然不会放过美国宪法的这个“问题”。 　　发生在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这两场革命，都是破旧立新的制度变革，也都是翻天覆地的观念巨变。我们后人眼里，也许可以说，美国革命之优越处在制度的创新和新制度的设计，而法国革命的精彩处在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发扬光大。拉法耶特和托马斯·杰弗逊，一个是真枪实弹参加了美国革命的法国侯爵，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出使法国而对大革命赞不绝口的美国绅士，两人不约而同地主张美国宪法里不能没有保障民众权利的法案，想来不会是偶然的。 　　到了各州分别批准宪法的时候，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好不容易写出来的美国宪法差一点点胎死腹中。在纽约州和麻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宪法的决议都附上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 　　这样，第一届联邦议会就有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前十条宪法修正案通常称为美国的权利法案。这权利法案里分别列举了民众个人的一系列权利，声称这些权利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保障，是政府不能蚕食、侵犯、剥夺的。那个时候的美国领袖们，似乎对政府侵犯民众权利的可能性异常地警惕，早早地就想堵死这条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袖们想通过权利法案提防的主要对象，却是立法议会。 　　从纯粹理论上推理，这似乎不好理解。立法议会在分立之三权里是最靠近民众的一权。宪法规定了众议员由民众普选产生。虽说建国初期参议员是州议会推选，但是当时各州议会大多是民众普选的。照理说，议员们受制于选举者，是“主人”选出的“公仆”，是最不可能侵犯“主人”权利的。相比之下，联邦法院的法官不仅不是民选的，而且终身任职，根本不受民众的控制。 　　我们现在看来权力最大的总统，在他们当时的眼睛里或多或少有点像英国的国王。在英国，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国王已经把权力大部分移交给下院了。没有下院的通过，英王已经做不了什么。权力最大最集中的是议会。同样，在美国建国初期，领袖们眼睛里的权力，集中在国会。 　　可是，为什么他们觉得需要一个权利法案来保障民众的权利，抵御作为民众代表的国会呢？实际上，美国的领袖们对立法议会的警惕，非常容易理解。读读权利法案那短短十条就明白，它要保障的，是民众个人的权利，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分散的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这些个人之集合体的“人民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利，听起来是一回事，只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却根本就是两回事。因为所谓人民的权利，在组成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委托给了政府，变成了政府之权力。建国领袖们所担心的，是作为这些个人之集合体的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具体事务上，侵犯一部分民众之个人权利。 　　也就是说，权利法案要防范的，恰恰是抽象的人民集合体。国会作为人民集合体的代表，由人民选出，得到人民的授权，却可能侵犯一部分民众的权利。这种侵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甚至通常是得到人民多数同意的。这种同意，有可能是蒙骗来的，有可能是胁迫来的，也有可能是民众多数主动呈现的。对于美国的建国领袖们来说，这些区别无关紧要。这种以人民名义进行的，得到人民同意的侵犯一部分民众权利，本质上和旧制度的专制暴政没有区别，而且最终，早晚有一天，会在形式上也归结到那种绝对专权的暴政。 　　四十几年后，又一个法国贵族的后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以后，他对美国的制度和民情发出由衷的赞叹，而把美国制度应予警惕防范的东西，称之为“多数的暴政”。这个词含义非常微妙，曾有学者从不同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