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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 【摘要】由于管理报酬契约中对会计数字的依赖,分红计划假设显示经理人员具有机会主义会计政策选择的强烈动机,但往往效率性却有着更强的解释力。在一系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下,会计政策选择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方式。基于此,我国上市公司管理报酬契约的设计除了要保证报酬契约方案本身具有激励兼容的功能之外,加强上市公司内外治理也是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管理报酬契约　会计政策选择　机会主义　效率性 一、管理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 在企业契约理论的架构中,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契约的连接点,其功能在于通过界定各利益集团取得其于企业中分配现金流量与其他资源的权利,来规避各利益集团出于自利行为而导致的利益冲突。现代公司制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企业经理和股东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而管理报酬契约因其可调和经理与股东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而成为企业众多契约中的一种。这一契约通过对经理人员报酬的构成作出约定,激励经理去选择和实施可增加股东财富的活动,从而控制经理人员道德风险来达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管理报酬契约也因此成为控制代理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 签订管理报酬契约的关键在于确定业绩衡量的标准。如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对于风险中性的股东而言使用固定工资是最优的选择。但如前所述,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东要观察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到经理人的回报。根据代理理论,让代理人分享部分回报则可以是一种次优合同。这里,回报是业绩衡量的标准。由于回报通常是以净收益表示的,这就给会计系统提供了报告净收益的机会。这样,管理报酬契约应当是一种依赖企业净收益变量的线性报酬方案。实践中管理报酬契约通常由固定工资、分红奖励及长期奖励构成,而分红奖励与企业净利相挂钩,因此,企业的会计数字就成为管理报酬契约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依据。 瓦茨和齐默尔曼(1986)认为,财务会计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为企业中各类契约的订立与执行提供相应的数据,以界定契约关系。然而,由于财务会计信息是对企业过去的情况进行反映的一种历史性信息,倘若仅仅依据当期净收益确定经理报酬存在着严重缺陷:净收益对经理努力所带来的全部经营成果的反映是滞后的,并导致经理经营的短期问题。例如,对研究开发项目的投资可以提高未来期间的盈利,但却导致了当期的费用增加和利润的下降;对当期赊销出现的损失也只能估计,而赊销政策是经理人员当期努力的组成。基于此,为了克服这种以会计信息计量业绩而带来的经营短期化现象,有必要将会计信息之外新的信息作为变量引入报酬契约中。常见的变量是股票价格信息。当然,我们又不能将管理人员的报酬完全建立在股票价格基础之上,因为股票价格受到诸如利率变化、汇率波动等系统风险的影响,同时由于噪声交易者的存在使股票价格甚至无法完善地收集公共信息。以股票价格作为经营成果衡量标准使管理人员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最理想的报酬契约应将股票价格和净收益共同作为业绩衡量标准,这也已为众多经验研究成果所证实(ＢｕｓｈｍａｎａｎｄＩｎｄｊｅｊｉｋｉａｎ,1993;ＫｉｍａｎｄＳｕｈ,1993;ＦｅｌｔｈａｍａｎｄＸｉｅ,1994)[1]。 在证券市场有效的前提下,股票价格将“恰当反映”当期经理决策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量的变化。一个有效的市场可以“洞穿”会计数字而不被“愚弄”。因此,在管理报酬契约同时利用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信息的情况下,经理同股东一样,成为分享企业剩余的索取者,对企业剩余的分享一部分来自于分红,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因企业股票价格变动而导致的个人财富的变动。当然,最有效的效用标准或组合标准有赖于公司的组织结构和所处的外部环境[2]。 由于管理报酬契约中分红计划对会计数字的利用,我们预期经理人员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会产生浓厚的兴趣,经理人员有动机利用会计准则容许的会计政策选择权,选择那些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会计政策来达到改变契约中会计数字的意图, 这便构成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分红计划假设。分红计划假设认为,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经理人员更有可能采取可提高当期报告收益的会计政策(Ｗａｔｔｓａｎ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1986)[3]。这样,通过提高报告收益的现值可提高经理人员报酬的现值。对分红计划假设细节的检验结果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内涵(Ｈｅａｌｙ,1995)[4]:(1)如果盈利低于支付红利的最低目标盈利水平,则经理人员便有进行“巨额冲销”(ｂｉｇｂａｔｈ)的动机,即通过提前确认费用或递延确认收入,以进一步降低当期收益,从而提高未来期间盈利;(2)若实际盈利高于目标盈利的上限,则经理人员存在通过递延盈利来降低报告收益的动机,因为超过上限的盈利将使他们永远失去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