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创新==.doc

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创新== 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产业升级加快，企业集中度提高，市场竞争激烈，就业矛盾突出，加入WTO后又面临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制约需求的内在因素很多，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必然的选择。连续4年的实践证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是好的，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另外，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肯定发行建设国债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研究财政政策创新的问题，努力寻找其他解决财政风险与需求不足这对矛盾的有效方法，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并利用财政政策培育经济主体内在的良性循环机制，这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一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增发国债。 　　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寻找其他的政策手段。去年以来，经济理论界对减税的呼声比较高，希望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增加企业投资，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个人消费支出。然而，降低税负只是增加了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能力，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增加。因此，单纯减税的政策不可取。要想使减税真正起到增加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作用，就必须将税收的减免与实际的投资和消费挂起钩来。这一点西方国家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可借鉴，那就是企业投资抵扣企业所得税，居民使用消费信贷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特别是后者将财政减税政策与扩大信贷的货币政策相结合，放大了单纯减税的政策效果。 　　目前实行减税政策的阻力主要是担心减税会使财政赤字扩大，而且担心减税与提高“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的目标背道而驰，会降低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但是，按照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和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思想，评价一项政策，主要应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不能受某一个经验比重的束缚，所谓“两个比重”的合理区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也是可以做出调整的。对这个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绝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根据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财政的功能已在原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功能，从长期看，应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但从短期看，则应以宏观调控的需要为目的，必要时也可以降低“两个比重”。 　　笔者认为，应从企业、居民两个方面探讨现阶段扩大需求遇到的困境和减税对扩大投资与消费的作用，将减税政策与一些对经济发展作用重大的措施相结合，以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 　　减税政策应与消费信贷相结合 　　目前，一般性消费品在城镇家庭已经基本饱和，城市居民消费已开始向住房、汽车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而这次消费升级与80年代的老三大件、新三大件的升级相比，级差要大得多，因而积累期也要长得多。于是，就出现了市场需求断层的现象。解决这一矛盾，对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从各种政策建议中看，发展消费信贷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也已为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然而，在实践中，并没有如经济学家所预想的出现消费信贷火爆的场面。究竟是什么原因？ 　　从各媒体的报道看，经济学家们将原因归之于缺乏信用体系，银行贷款缺乏安全感。笔者认为，缺乏信用体系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从美国人消费资信的心理分析便可找出个中原因。我们从一些报道可知，近几年美国居民总储蓄为负值，这让我们这些中国人很难理解，难道美国人就没有意外之需吗？事实上，美国人也同样需要储蓄，他们一方面拥有大量存款，一方面又在大量贷款消费。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对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扣个人所得税，虽然消费贷款的利率高于存款利率，但将消费贷款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后，贷款消费对个人来说就是很划算的事了。这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项鼓励消费的政策。因此，国家应尽快研究出台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扣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使扩大内需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其实，国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实例，如上海市就对个人住房信贷实行了抵扣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对上海房地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实行消费信贷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时，建议：第一，应允许抵扣个人所得税的消费信贷必须是针对大件商品的买方信贷，即在购买行为发生时申请的贷款，而不是针对所有个人贷款；第二，允许抵扣个人所得税的消费信贷所针对的大件商品（如汽车、住房、教育等）必须由政府有关部门规定，以便对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起到引导和调控作用；第三，消费信贷利息无须全部抵扣个人所得税，抵扣比例以保证贷款利率等于或略低于存款利率即可，从而将减税限制在最小范围内；第四，在实施此项政策的同时，应相应提高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以平衡减税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