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中国语境中的律师角色..doc

解构中国语境中的律师角色. 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密歇尔·福柯 　　律师乃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律师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这个利益纷争不断升级的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律师，因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兴衰和荣辱将直接关系到庶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法治，关系到广大公民正当的权利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 　　雅典的达尔菲阿波罗神庙内的一块碑面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警世名言：“认识你自己。”这是两千多年前先哲苏格拉底提出的伟大口号。在律师职业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热门职业的背景下，我希望透过笼罩在律师头上的光环或迷雾，以学者的冷静和理智在中国的语境中全方位地解构律师这一职业角色，以期引起更多关注中国律师命运的有识之士的理性思索。惟有首先对律师角色作出科学的定位，才能使律师业的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律师角色的边缘性 　　谈及律师职业，不少中国人（尤其是某些学者）往往对西方律师能跻身于政界乃至进入权力中心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羡慕不已，包括江平、贺卫方等在内的国内知名学者也极力呼吁律师走向政治，这种望子成龙般的迫切心情可谓溢于言表、跃然纸上〔1〕。 　　诚然，在西方语境中，律师的确是一种与政治亲密接触的职业角色，是事实证明最有可能跻身于政界乃至权力中心的一种职业角色。美国的如下事实就颇具说服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美国参议院中，律师出身的参议员曾高达60％；美国历届总统中具有律师职业背景的居然占一半以上。 　　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传统惯性，以及中国律师职业群体自身政治诉求的欲望偏低等因素，从整体上讲中国律师仍将长期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即使已有屈指可数的律师有幸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兼参政议政督政的政治人角色，这也并不意味中国律师进入政治职业共同体的渠道已经畅通，这些兼职政治人角色的律师依然大体上属于体制外的准政治人（在这点上与某些以劳模身份当选的人大代表情形比较类似）。客观地讲，当前极少数律师当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还或多或少带有“花瓶”式的点缀之嫌，尽管并不排除个别律师真正进入了切实履行参政议政督政的政治人角色的状态，甚至确实具有从政的潜在素质和强烈欲望（个别律师也可能通过种种努力幸运地踏上了仕途，但这种“小概率”的个例显然不具有整体代表性）。可以说，从政对处于权力边缘的绝大多数中国律师而言依然是敬而远之、遥不可及的事情。退一步讲，即使打通了律师群体的从政渠道，真正有实力和机遇跻身政界的律师也只能是幸运的极少数，“沉默的大多数”依然要依靠以律师的身份帮人打官司谋生。 　　就职业个性而言，律师贴近民众、仗义执言、能言善辩等职业特点，与政治人角色的个性要求颇为吻合，律师确实是成为政治家的最佳候选角色之一。笔者曾就如何提升我国人大代表的职业素养问题，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的专访时特别强调要适当扩大人大代表中的律师比例，以逐渐提升人大代表的整体职业素养〔2〕。但是，笔者对某些学者对律师参与政治的过于强烈的呼吁持有异议，主张中国律师保持自身职业角色的边缘性，有节制、有限度、有理性地参与政治。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律师对政治参与的主观欲望和客观条件与学者们的期望值相距甚远，更重要的是保持律师职业角色的边缘性是律师这一民间职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律师角色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的应有之义。律师职业角色的边缘化可以为律师这一典型的民间职业避免受政治权势的非正常干扰或者避免诱发某些潜在的难以预料的政治风险创造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是在律师业尚未完全实现行业自治的形势下，保持这种相对疏离的边缘性确有必要。这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律师职业属性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律师的职业角色真正实现民间自治的必然要求。 　　从总体上讲，律师这一职业群体在当代中国仍然属于经济上相对富裕而又要疲于自我维权的“弱势群体”。中国律师一方面在法庭上“为权利而斗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改变执业中的不公正境遇而进行自我维权。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律师的相对弱势地位是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因素造成的，这并不是靠几位律师界的幸运儿跻身政界，扮演类似的救世主的角色就能扭转乾坤的，而是与律师群体整体的成熟、真正实现行业自治等诸多条件息息相关的。当然，某些确实具备从政条件的律师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若不鼓励其从政，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属于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笔者提倡尊重、维持、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