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大匠.docVIP

梁思成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大匠 [摘要]梁思成就是一个大匠，是一个工匠式的专家，但很可惜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大匠。他要去寻找一个1949年以前，支撑他的，具备人民性和民族性，又有科学性的完美建筑，但他找不到。 【编者按】在前不久的香港某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与香港大学建筑系朱涛教授，围绕着朱涛的新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进行了一场有关1950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对话。许纪霖表示，朱涛对梁思成的研究分析，印证了他的观点——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觉而不自愿”的。他认为，学者之所以自觉接受思想改造，问题还是出在学术上。梁思成对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探索追寻之下，是他在战争年代异域求学时深植于内心的家国情怀。而缺乏核心价值和世界观，只有情感、情绪的话，即便身为学者，也易被意识形态影响。以下为许纪霖演讲实录摘编： 坐在这里讲梁思成，是我们期待的。我二月份在日本东京大学讲课的时候，读到了朱涛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看了之后很兴奋，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书。因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朱涛用这么扎实、精彩的研究给我对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觉而不自愿”提供了一个再好也不过的例证。 我研究这么多年，一直让我很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民国时期最优秀的一代人，一代知识分子，到了五十年代，怎么就被改造了？基本的说法是因为是受到了强制，所以他们被迫改造。但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案，我认为仅仅用强制解释不了。也许强制可以解释一些人，但是解释不了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梁思成。 我再讲个极端的例子，梁漱溟，被认为骨头最硬的，但在1956、1957年，没人强迫他，他热烈地歌颂大跃进。到晚年，他要把马列主义和儒家传统结合起来。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个谜，恐怕除了被强制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而这些因素是自觉的成果。我之前也做过金岳霖和其他一些人的个案，我试图破解除了强制之外，他们内心的自觉程度。我自己总结了一个概括性的看法，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觉而不自愿”，意志上是被强制的，但是理性上有相当多自觉的成分。 转播到腾讯微博 梁思成 自觉改造的本因在学术 朱涛这本书兼顾了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如果你把你所有资料给我，让我来做，我恐怕还做不出来，为什么呢？我不是建筑专业的，而新政权不仅要改变他的政治思想，还要改变他的专业思想。我在做金岳霖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学者和一般人不一样，当学者是自觉的时候，要支撑他的一个改变，一定有学术自身的理由。 当时做金岳霖个案，我提到过金岳霖虽然是中国最一流的哲学家，但他恰恰是一个缺乏政治价值的哲学家，因为他关心的只是哲学中的逻辑：去价值化的专业的逻辑。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英国的格林（Thomas Hill Green），但他写英国格林政治思想，基本不涉及到政治价值的内容。所以，他因为没有政治价值这个东西，后来被思想改造填空了，尽管他有他所谓学术的东西。 最近，Martin Heidegger (马丁?海德格尔)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写的《黑色笔记本》，也是海德格尔最后一本书稿出版了。这本《黑色笔记本》过去秘不示人，最近要出版，在德国引起很大轰动，因为《黑色笔记本》里面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解释，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为什么在纳粹时代成为了希特勒的帮凶。 如我之前所说，会有一个学术上、哲学上的理由。知道海德格尔学说的都知道，海德格尔觉得现代是一个毁灭人类的时代，因为它过于崇尚技术、理性、科学，把人存在的本身的意义给忘记了，是一个完全技术化的时代，就像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一样，完全是理工科思维主宰着我们。在海德格尔看来，犹太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们在科学领域最优秀，在科技至上时代起了主导作用，所以要排犹，排犹是合理的。如此才可以再回到一个人的所谓“本真”。一位哲学家、知识分子，当他陷于某种政治堕落的时候，可能是有学术上的理由在支撑他的，这不能用外在的强制，或者很肤浅的胆怯等现成的说法来解释。 梁思成学术的背后是家国心 现在坊间出的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书，我觉得过于简单化。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者，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一定要用复杂的方式，用非常精致的工作来分析他的内心世界。梁思成为什么最后会被改造，他自觉的成分是什么？我发现，问题是出在五十年代，但根存在于1949年以前。如果不了解1949年以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五十年代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梁思成这么自觉地要改造自己思想，迎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和他1949年以前的建筑思想里，一种内在的紧张性和留下的没有解决一些问题是有关系的。梁思成、林徽因是在美国读书，那代学者有一种家国情怀，强烈的爱国心是处于当时那个时代之中的。在西方读到的建筑史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建筑史，似乎除了西方、除了欧洲，其它地方统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