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的书值得一读.docVIP

汤一介主要著作 《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和而不同》《我的哲学之路》《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 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汤一介 从历史上看，儒学传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没法割断它。-----汤一介 中国哲学的主题和精义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分别与真善美相对应。-----汤一介 1990年代，因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汤一介又开始思考“文明的冲突”的对应面：文明的共存。他认为如果文明不能共存，世界将会混乱、人类彼此争夺。 他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深感在中国没有建立起一个当代资本家的精神家园，因此思考“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问题，思考能否根据儒家伦理，来建设现代企业家的精神。 他读了雅思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认为人类必须追求新轴心时代。这其中又涉及儒学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汤一介认为，应该区分普世价值与普世主义分开，普世价值在各种文化中都有它的因素，而普世主义则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东西，认为只有西方的价值理念才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而后现代主义虽然瓦解了西方的现代性，但只有瓦解，没有建设，而儒学则可能带来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汤一介学术自述 ? ? 一个人的一生大概会分成若干不同的阶段，其中写作生活大概也可以成若于阶段。1947年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曾在当时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过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1949年后，开始我是北京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忙于各种政治运动。1951年初，我没有读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学期而被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并留在那里担任了教员，先是教（联共党史）第九至十二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后未也教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先是作为我父亲汤用彤的助手，帮助整理他的著作。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这样我也就自动地或者被动地投入了。1957年初，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我为这个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收入《中国哲学史讨论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这是我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自此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大概发表了四五十篇论文，这些论文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大都收入当时的“讨论集”中；另一类是批判别人的文章，例如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和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批判吴晗先生的“道德继承问题”等等。现在看来，这些论文很少学术价值。如果说这些论文还有点什么作用，我想可以说它们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多么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危害的材料。 在我读高中时，我就幻想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推动中国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但到1949年后，我的这种幻想逐渐消失，当时我和几乎所有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学生和教师都认为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而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是批判继承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后一方面又往往是对古代哲学家作一些定性分析，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进步或者是反动等等。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未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这无疑为学术界的学风转变起了巨大的作用。近二十年来，虽其间仍然有极左思潮的干扰，但从总体上说学术研究的环境比前此的三十年好多了。因此，可以说80年代以来，我的写作活动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这期问我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自80年代以来，我虽不敢幻想成为一名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但我自己却也能对自己提出个要求，即希望能在认真掌握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认识水平来写作，不再写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了。《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的理论》发表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一期，这是我80年代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读者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初的上述那篇文章起到今年（1997年）末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辩名析理——论郭象注〈庄子〉的方法》，我的思想也是在变化着的。我相信对学术研究未说“自由地思想”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是一种最宝贵的创造力。我自知自已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