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博弈論与转轨经济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docVIP

题目：演化博弈论与转轨经济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罗昌瀚一、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制度是重要的”,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展现给世人的鲜明理论立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制度的研究。诺斯认为, 制度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两者的强制组成，它们三者共同决定了经济绩效。对于非正式制度（规则）,西方经济学家十分重视，而且有自己的研究角度和理论体系。诺斯指出，“非正式规则—行为准则、习俗和行为规范—对于良好经济运行来说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条件之一”。他进一步说，“虽然正式规则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规则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由于非正式规则给任何一套正式规则提供了根本的‘合法性’，因此，激进的革命从来不会像它的支持者所要求的那样，而绩效也与预期不同。而且，采用另一个社会的正式规则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采用的宪法与美国类似）会有与其起源国家不同的绩效特征，因为他们的非正式制度和执行特征都不相同”。　　但是，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还是显得薄弱。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非正式制度的定义模糊。尽管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给出了内容繁多的关于非正式制度的定义，但是大多含糊其词，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　　诺斯指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更正式地说，是人们制定的、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是定义和限制个人的决策集合。”这些约束条件可以是有意设计或规定的正式约束（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社会规范、惯例、道德律等）。而格雷夫认为诺斯关于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定义——规则和约束条件——其内容并非完全一致，因为后者包括前者。他认为，“假定游戏的规则技术上是给定的，作为对人们相互关系的非技术性约束的制度包括两个相关的部分：文化观点（在不同情况下个体如何预期别人的行动）和组织（可以改变博弈规则的内生的人类架构。无论如何，组织应处于均衡态）”。　　史漫飞和柯武刚结合哈耶克关于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划分，提出了内在制度这一与“非正式制度”相近又有区别的概念。在他们那里，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着经验而演化的规则，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与社会的规则。礼貌是内在规则的例子，它向人们传输了共同体成员所遵守的、正确而合乎伦理的准则。由议会或政府机构颁布的民法或交通法则是外在制度的例子。当然，在实践中，外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灵活转换。接着，史漫飞和柯武刚对内在规则进行了分类：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又指出非正式的内在制度和正式的内在制度的区别。这一区分好像把非正式制度这一概念弄得越发复杂了。　　另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则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非正式制度。斯蒂格里茨指出，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tacit knowledge）、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下，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风险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同样也必须调试，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这又是一种定义。　　第二，研究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单一。总的来看，西方经济学家还是以交易成本的角度，并结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探讨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变化和作用。　　在研究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中，新制度经济学家是主要代表。他们可以看成是主流中的异端。尽管他们拓宽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狭隘领域，把理论审视的目光转移到制度上来，并从交易费用的新角度研究制度变迁，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理性经济人的假定，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看成是理性经济人收益－成本核算的结果。尽管，阿尔钦、弗里德曼等借鉴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理性经济人和利润最大化的假定作了有力的辩护，但并不能令人满意。　　 除了这一最遭人诟病之处外，西方经济学家对制度的研究还主要是从交易成本出发，这一角度研究正式制度也许可行，但是对于非正式制度就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大量的事例告诉我们，很多非正式制度是非帕累托最优的。　　第三，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大部分是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作为参照背景的，其理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转轨国家现实情况的关照。　　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制度的时候，一般是以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作为其知识背景的，他们的出发点和结论很多都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比如，西方教权与世俗政权的分立、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出现，这些都是东方国家没有经历过的，也无法复制。因此，借鉴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可以的，但是直接和完全照搬结论进行比较和对照，就会发现很多矛盾和不尽如人意之处。　　本文正是针对以上三个方面，希望能通过对转轨经济中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首先，参照赫尔维茨和青木昌彦对制度的定义，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