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英雄史诗中的人本主义比较研究.docVIP

东西方英雄史诗中的人本主义比较研究 ——兼谈神与人的同形同性问题 《格萨尔》史诗的人本主义是二重的，既有宗教的理性人本主义，又有追求世俗幸福的世俗人本主义，宗教理性人本主义的基础以藏传佛教的理念为核心，而世俗人本主义则是以“人性”为存在基础的，故而《格萨尔》史诗中两种人本主义呈共存和谐的二重奏状态。《荷马史诗》的二元人本主义思想更主要体现为人性主义倾向，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文化传统，而且对后世欧洲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史诗时代的藏区社会与古希腊社会有着不同的宗教发展阶段与相异的社会特征，因此，对两部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本主义文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这将对东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发展及其生存状况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及表征 　　两部史诗中的人本主义都是二元的。《格萨尔》史诗的人本主义表现为一种以宗教理性为基础的和以“人类”为本的人本主义与以追求现实生活幸福为基础的和以“人性”为本的世俗人本主义的复合。《荷马史诗》的二元人本主义包括：以公正与正义为主旨的协调人间内部关系的行为规范与追求世间享乐的世俗人性人本主义。与荷马的宙斯以公正与正义规范人间行为相比而言，《格萨尔》以藏传佛教的宗教理性为前提的人本主义相比较显然具有很强的进步性与可操作性。荷马的古希腊人在面对公正与正义的调控之时多少有些被动与茫然，后者则可调动人的内动力与积极性。实际上，在荷马时代有两条显而不露的规则在左右着人们，其一是人的命运，其二是公平与正义；人们只发现了前者，对后者却意识寥寥。否则，面对赫卡柏与卡珊德拉对帕里斯越轨行为的质疑，普里阿摩斯是决不会收留这位通过不光彩手段得来的儿媳。在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上，荷马的神与人都是一群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者，追求肉欲食色的欢娱，他们乐此不疲，具有非理性特征。实际上，“那种认为生活是泪谷，万事皆空的观念，不大为希腊人所持有。”①（注：基托：《希腊人》[M]第70页，转引自杜丽燕：《人性的曙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58页。）荷马时代的科学理性意识还没有萌芽，更没有一种完全且普遍适用的人为道德宗教。因此，荷马史诗中就缺乏了一种建立于科学或宗教理性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它实际上暂时填补了人为宗教的空缺，更由于理性的公平与正义的“显而不露”更使得荷马的二元人本主义表现出了一元化的倾向。那就是典型的世俗享乐主义与非理性状态，这为后世的非理性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格萨尔》的二元人本主义是和谐的，即使带有非理性性质的人性人本主义由于受到宗教理性的影响也表现出了内敛倾向，毫无“赤裸裸”之感，是一种有限非理性状态的世俗人种具有夸大“非理性”甚至以其为本体论之嫌的非理性人本主义。这又与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人本主义有某些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宗教的理性与世俗的非理性分别是两部史诗人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本主义，并与宗教的理性人本主义长久和谐地共存于藏族社会之中。而荷马的史诗表现为一。 二、以“人类”为本的人本主义之辨 《格萨尔》史诗中的以“人类”为本的人本主义表现为强烈的理性与宗教性，藏传佛教的人文关怀理念成为史诗中理性人本主义的哲理基础，它关注的是“人类”，当然这种关注还是以“个人”宗教价值观的实现为前提的。对于《荷马史诗》，学人似乎不太关注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有没有以“人类”为本的人本主义传统，英雄的世俗人本主义却成为他们的研究重点。 然而，陶银骠先生认为：“各种文化考古学的成果已经证明在哲学产生之前，最初的古希腊人思维中就已经知晓了自我意识，初步产生了人的观念。拟人观可以成为西方文化人本主义表现的最初形式。当然，古希腊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尽管以自我为中心，但是这种自我是人类的特征的对应物。所以古希腊所说的自我不过是大写的人类……。这里所提出的‘人’不是单称的，而是全称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自我。人之本依然是以人的类为本。这是否可以说，古希腊文化虽然确立了其后西方文化的发展基调，但当时提出的‘自我’还没有‘松解’，归属于自我的类的概念，正由于是这样，古希腊阶段的人本主义提出自我的观念，却没有产生出明确的自我意识。”②（注：陶银骠：《西方文化发展的走势与人本主义》[J]，《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88页。）古希腊人作为一个概念，所指较为宽泛，不甚明确，不同的研究者赋予了相异的内涵，如在荷马时代以前的早期米诺斯文明或是更早的古希腊人、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荷马时代之后哲学兴起时的古希腊人抑或城邦统治及希腊化时代的古希腊人等，但从“拟人观可以成为西方文化人本主义表现的最初形式”，及最后一句“……却没有产生出明确的自我意识”来看，应是早期古希腊人及荷马时代以前的古希腊人，因为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具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英雄珍视荣誉胜过生命，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