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传统研究：从转译到从原文译1949.docVIP

英语知识 造成50年代大量转译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本期奇特的翻译需要和翻译决策。由于本期文学翻译的大方向的核心决策者不是出版社或杂志社，也不是译者，亦非图书市场和读者，而是有关主管部门，因此他们的首要考虑往往是国家政治的需要，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外交需要。他们较少从市场、读者需要出发，也不大考虑译者人才资源的分布与储备，因此导致中国译界未能扬长避短，而是恰恰相反。二是我国50年代“小语种”文学翻译人才奇缺。持续了38年的民国，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亦不曾为此做过有远见的人才储备。三是翻译文学格外醒目地受不断变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同时亦受主流诗学的制约，它们对翻译文学的干预、操控程度超过晚清和民国，因此之故，有能力挑选作品、有能力翻译的译者未必有充分自主的选择权；资质好的出版机构或杂志社，尽管它们很清楚哪些译者资源可资利用，哪些奇缺，却未必可以独立自主地放手确定选题和组稿，亦不能独立地确定翻译大方向。 易言之，造成整整十多年大面积转译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总体翻译需要跟相关的人才储备严重不对称。二者之间的错位、缺口大得惊人。而决策机构根据文学之外的目的制定文学翻译大方向，脱离了当时译界实际状况，加剧了上面的不对称。由此导致50年代成为“转译年代”，尽管因为政府大力支持而取得了俄苏文学这个最大的翻译板块从50年代中期起就彻底告别转译的巨大成就。 然而，跟晚清、民国时期的转译相比，五六十年代的转译，有一个明显差别。前者显得缺乏计划，缺少前后一致的基本策略，后者则有一个基本策略，即翻译对象倘若是当代、现代作家作品，翻译的缘起倘若是政治任务、外交任务、跟意识形态有关的文化任务，若一时物色不到合适译者从原文译，抑或找不到合适的原文本，便取转译；但在古代、现代经典的翻译方面，却从长计议，尽量避免转译，尽可能安排从原文译。如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的作品等。概言之，后者明显有轻重缓急之分，据此决定翻译策略，并不一味地“病急乱投医”。更令人高兴的是，整个五六十年代的经典文学翻译的计划性要大大强于民国时期，且在坚持计划、贯彻计划方面做得很好，无疑是1898～1977年大半个世纪里做得最好的。 由此可知，五六十年代的转译，主要是上述5大语种之外的各国近现代、当代作家的作品。当时的首要翻译动机，与其说是文学的，毋宁说是非文学的。其五花八门的动机归纳下来，可以是翻译外交、国际政治斗争，友好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对外政治宣传等，也可以是其他的动机，但偏偏不是为着文学本身。文学翻译的首要动机不是文学，这个悖论一直是1898～1977年中国翻译的一大传统。 三 然而，我国“非通用语言”文学翻译实现从转译到从原文译的突破性转变，偏偏始于共和国第1时期(1949—1977)。转变首先发生在编者(含出版社和杂志社，下司)和译者的意识上。50年代，一方面我国仍不得不大量借助转译，另一方面我国译界和编者的文学翻译意识在50年代后半期悄然发生转变，或者说翻译意识在一次重大翻译工程中逐渐统一起来。回顾1949～1956年，翻译界和出版界根本看不出什么精品意识，转译的译本随处可见，其合法性亦无人质疑，但此后似乎逐渐发生了变化。其最明显的标志，是50年代后期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由出版社和编委会策划并陆续组织实施的著名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翻译工程。因为一流专家的参与(为此专门组建了一个有40余位专家组成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因为这套丛书前所未有的高规格、高标准所伴随而来的精品意识，严格的选题、组稿、审稿程序，使得两家出版社(先是人文，后上海新文艺亦加入)出书过程中前所未有地关注译作质量。这个质量，简单说就是经典的原作须配一流的汉译，而这“一流”的内涵必然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挑选最适合的优秀译者，二是(尽可能)从原文译。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及后来增设的两套丛书的运作方式，连同商务1958年恢复建制后开始运作的汉译西学名著丛书，为提高我国译者和编者的原文意识、确立经典作品从原文译的翻译模式，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它所承续的传统，应该是1930年胡适领导的“中基会编译委员会”与商务合作的世界名著翻译工程(王友贵，2004：12—16)，以及商务1928—1950年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运作经验。但胡适那个翻译工程尽管已经体现出鲜明的从原文译意识，可在实际操作上远没有五六十年代规范、严格，在制度上也远没有后者完善。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翻译传统的开端。它跟民国时期商务的丛书运作有关，但它主要是在50—80年代的“三套丛书”和商务那套文革后改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运作过程里逐步形成和确立的。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