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论文书评范本.docVIP

关于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另一种解释 《晚清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0.以下简称《晚清权力与政治》）是一部出版于1980年的英文著作，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StephenR.Mackinnon）。该书系由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历经10余年，共7章，着重探讨1901-1908年间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晚清政治的关系[1]。虽然这是一部出版于20多年之前的著作，但无论对袁世凯研究来说，还是对研究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动来说，《晚清权力与政治》都是值得一读的著作[2]。 一、袁世凯与近代军阀 在有关袁世凯和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研究中，此前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自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以来，随着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的崛起，晚清政治权力结构开始出现尾大不掉之势，其中，袁世凯便是地方督抚分离主义势力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所创立的北洋新军，既是湘、淮军的继承者，也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前身。《晚清权力与政治》首先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通过对袁世凯权力兴起过程的考察，重新检讨晚清中央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关系，认为袁世凯在清末与张之洞一样，都属于政府官僚，袁并非象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近代军阀的前身，他在清末军事或政治权力的扩大不存在任何地方分离主义性质。 其理由之一是，袁世凯在义和团之后的快速提升，从直隶总督到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并非以地方军事权力为基础，也与华北的地方精英的支持无关，主要在于袁本人具有操纵和取悦朝廷和官僚政治的才能。为此，作者在书中对袁世凯如何取悦慈禧太后、军机大臣荣禄和后来的亲庆王奕劻，以及袁如何在朝廷中培植势力和关系网做了详尽的描述，说明袁世凯权力的兴起系出于袁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因此不具有地方分离主义性质。 其理由之二是，袁世凯权力的兴起与晚清的新政改革有着密切关系，而袁在直隶实行的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也是袁在北京的影响力。作者指出，袁在直隶的改革和他对北京宪政的坚定支持以及他在天津率先推行的自治等改革，通过像诸如上海的《东方杂志》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从而为袁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获得全国范围的地方精英分子的支持打下了基础。 其理由之三是，作为袁世凯政治权力重要来源和象征的北洋军，并非人们所说是袁的私人和地方部队，军阀的前身。作者指出，首先，从北洋军的产生来看，与湘军和淮军不同，建立新军最初并不是地方上为对付国内叛乱所引起的危机，而是由于外部对国家和朝廷的安全构成威胁，最主要的是1904-1905年发生在满洲的日俄战争促使慈禧拨巨款在中国北方筹建新军。其次，新军在财政和行政方面都取决于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北洋军的常年经费，除一部分由袁从地方筹得之外，三分之二来自中央的拨款[3]。袁对北洋军的控制主要也是依赖其在北京的影响力，特别是其对慈禧太后和亲庆王的影响力，以及通过他的同党和门生在北京两个关键部门——练兵处和陆军部中的地位。因此，当1906年底和1907年初袁在朝廷中遭攻击，他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处于最低点时，铁良就曾一度从袁手中拿走北洋六镇中四镇的控制权。再者，新军的组织和运作也与湘军、淮军不同，它遵循的是专业化的路线。新军的组织经过刻意的设计，以近代日本的军队为模式。在北洋军内，衡量军官和士兵的标准突出教育和专业军事训练重于个人和地域关系。而北洋新军的各级指挥官经常变动，又限制了部队和指挥官之间发展起主要的忠诚关系。虽然这一做法无疑会加强北洋军官对袁世凯个人的依赖，但由于袁在录用军官中强调教育和专业军事培训，北洋军官对袁世凯的个人忠诚度分三个派别，依次不同：一是象段祺瑞、吴佩孚这样的忠诚的高级官员；二是象姜桂题、张勋那样的忠诚程度稍差的前淮军军官；三是许多受日本训练的低级官员，他们与袁的联系很少。所有这三类军官对袁的忠诚度都取决于他能否满足他们的职业和政治目标，而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袁在北京的影响力。但所有这些军官对袁世凯的忠诚都没有达到足以将北洋军说成是袁世凯个人军队的程度。 二、袁世凯与直隶县级政权建设 除了透过袁世凯权力的兴起研究晚清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之间的权力关系外，《晚清权力与政治》还通过对袁在直隶县一级所实行的教育、警察和经济改革的考察，揭示晚清县一级的政权建设以及袁世凯与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的关系。 首先，作者指出，袁比同时代的任何督抚都更有效地将改革贯彻到农村一级，并使农村产生一些变化，尤其是在教育改革方面。但同时袁在直隶的改革又是不平衡的。在大多数县，教育、警察和经济三者的改革很少同时得到执行，大多只是对其中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