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傻大闹宝莱坞.docVIP

三宝大闹宝莱坞：那一场关于理想的美梦 我最喜欢的一位单口相声表演者叫Russell Peters，他是加拿大第二代印度移民，专长于种族笑话，又善模仿各种族裔的口音，不管是中国人、印度人还是意大利人，他都能找到突出特色予以模仿夸张，在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之余留下悠远回味，一边佩服他观察细致入微，一边咂摸各个种族的痼疾毛病。Rusell Peters曾经对印度电影做过夸张总结，几个主要点跟我印象中的传统印度歌舞片还真是严丝合缝，什么穷小子爱上富家女啊，冲破种姓屏障私奔之类的。其中最搞笑的一点是他说印度片子一定要有歌舞，而且不管什么剧情，一定会突然到达一片鸟不生蛋的旷野，中间一棵孤树，女主角藏于树后，随着音乐的节拍从树左侧突然探出头来，唱一句，缩回去，再从右探头，反复几次，手则作莲花指翘于颏下，眼珠左顾右盼，迷得追随她前来的男主角神魂颠倒。 所以，我也是带着这样的期盼来观赏印度电影《三个傻瓜》的。这个大体改编于印度畅销书作家奇坦·巴哈特（Chetan Bhagat）的处女作小说《五点人》（Five Point Someone）的故事果然爆笑，名字里“三傻瓜”所言非虚——在每学期42场考试、成绩排名张榜公布、竞争激烈乃至自杀率高居不下的“皇家工程学院”中，竟然出现了个周星驰般不按牌理出牌的问题学生兰乔（Rancho），他顶撞老师，质疑传统，完全不把成绩当回事，古板校长“病毒”当然要骂兰乔和两个追随他的室友，法兰（Farhran）与拉杜（Raju）是大傻瓜了。 这个特立独行的兰乔有个口头语叫“一切都好”（Aal izz well），影片中一段恰到好处的歌舞充分诠释了这种乐天派心态的关键——就算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可以平复心绪，打败恐惧，增加直面问题的勇气。我非常佩服导演拉库马·希拉尼（Rajkumar Hirani）在这段歌舞前后的调度安排，每段超现实的舞蹈暂告一段落后镜头都切回故事进程，轻松推进情节发展；整个狂欢结束后再突如其来一个巨大的对比，让观众的情绪从轻松惬意的云端直坠沮丧遗憾的谷底，既增加了剧情本身的跌宕起伏，又给本来轻飘飘的“一切都好”加入了对比及深度。宝莱坞的叙事技巧实非虚名。 比起通常的好莱坞喜剧片，《三个傻瓜》几乎长出一倍，小包袱小笑料层出不穷，种种小片段事无巨细，但却并不考验观众的耐心。我觉得这跟情节安排的前后呼应及影片整体所维系的“严肃的调侃”基调分不开关系。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介绍拉杜的家庭环境时，画外音一边自嘲地说“就像五十年代黑白电影的翻版，狭小昏暗的房间，瘫痪的父亲，咳嗽的母亲，尚未成婚的姐姐”，一边自动将画面饱和度调低，故意弄成黑白老电影的粗糙颗粒质感。以后只要一演到拉杜的家，电影就自动彩色转黑白。而不管是“一切都好”，还是“病毒电力转换器”，只要前面有所铺垫，后面的桥段就必然用到，包括兰乔所臆想的“骑摩托新娘”，工整得近乎精致。 但我觉得影片最值得嘉奖的还是其不吝自嘲的精神。没有那些调侃与歌舞，剩余的便只有干巴巴的励志。自嘲也使得影片脱离了现实主义的调子，不会变成义正言辞的空洞鼓噪，要不然，这个纯理想主义的空谈还真难于自圆其说。人人都知道兰乔说得极对，却也都知道他那一套在现实生活中将处处碰壁。理想面对现实为什么总是撞得粉碎？这可不是简单归类为缺乏激情或充满恐惧便能解释一切的，更多的时候，再高歌“一切都好”也只不过是阿Q精神的自我麻痹。长辈的期许、同侪的压力、生存的必须、机会的稀缺，天赋的不可求、一次又一次向理想主义证明特立独行者们的悲惨命运；而死记硬背的模范学生“消音器”才是大众意义上的成功典范。这个“典范”也许毫无人格魅力，缺乏创新精神，充其量只能当个打工皇帝；但在一个贫富分化严峻，大部分人尚在为温饱奋斗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不先孕育出适合理想成长的土壤就空谈理想的实现是多么幼稚啊，那根本就是一条不成功即成仁的血路！要超越生存阻碍，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地追求理想当然可歌可泣，但这其中必须跨越的灰色地带可比电影一笔带过十年的笑谈残酷得多，不一定白骨涔涔，可至少也血泪斑斑。已经浪漫化了的好莱坞影片《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都还得展示主人公带着年幼的孩子无家可归，经过睡厕所、吃救济的低谷才能抓住机遇，终于奔向成功；《三个傻瓜》将一个独行者的奋斗艰辛干脆忽略，重点完全放在理想主义的理论之上，没有调侃，不搞自嘲肯定行不通。 尽管电影终究是一场理想主义的美梦，但它依然触及了很多非常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包括印度的高自杀率、人才流失、学校死记硬背的教育方法及社会分工的单一和就业选择的匮乏。印度所面对的这些社会问题和中国颇有交集，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个也曾深切体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升学压力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