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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的来源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体”，即根本的意思。“用”，即具体的措施。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积极：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就很难说与中体西用没有一点历史联系。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们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应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消极：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