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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声律 　　中国古代对诗和骈文在声调、音韵、格律等方面的要求。根据汉字单音节的特点，三国时李登作《声类》，以宫、商、角、徵、羽分韵，首以五声配字音。西晋陆机在《文赋》中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也提出了字音的调配问题。南朝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性别宫商，识清浊”的话，说明已经注意调配，能够识别五声。南齐周□作《四声切韵》，已开始分别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到梁代沈约进一步用五声来调配诗的音节,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指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即要把宫声和羽声的字、浮声和切响的字互相调配。他又提出“八病”说，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前四病为浮声切响(即后来的平仄)的调配不当；后四病指双声迭韵的调配不当。后来更进一步用五声来配四声，但对五声与平、上、去、入关系的解释,却存在分歧。沈约所说的低昂或浮切,以及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所说的“声有飞沉”，都是两分法。四声怎样分为两种，在六朝时没有完全解决。“八病”说过于繁琐，沈约自己也不能遵守。到了唐朝，以上去入为仄，平仄相配，符合于低昂、浮切、飞沉的两分法，便逐渐形成了平仄协调的格律。 声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征。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攡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　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不易，可谓衔灵均之馀声，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征，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　赞曰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　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本来，诗词声律并不复杂，但是由于古今语音变化，语言环境就有了天大的差别。很多古汉语词汇已淘汰、消失或演绎了，声调、发音都变得面貌皆非，有的甚至缺乏了古今对应。今人再去学习那些遥远陌生甚至冷僻的语言词汇，自然很困难了。即使 穷其一生致力于声律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很难说掌握的分毫不差，更别说只是读了几本词谱或格律方面书籍的平庸如我之辈。因此，我以为对古汉语声律，大可不必去追求“原生态”——况且也是不可能的。 汉语讲声律，源于自身的特点。和其他拼音文字不同的是，汉字是单音节，组成句子读起来就有了阴阳顿挫轻重缓急等的区别。汉字的这个特点，运用到诗词中，就有一种节奏感音乐感，朗诵起来琅琅上口，有了特殊的美感享受。有人使用，有人归纳，渐渐形成了汉语区别于其他语种的声律特点。就这样，也形成了对古诗的特殊要求。以后因为演唱的需要，又出现了词这种形式。词是为古曲填的，要适合演唱，因此也就形成了自己的固定格律。 说起来，就这么简单。按说，诗词声律体现的是汉语的一般特点，会汉语说汉话的人学这些并不难。但是，语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的。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当初的词汇声调发音都演变了，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学习掌握的难度。 现在，提倡用普通话的声调作为标准，来对应古汉语中的词汇。从总体上说，要比地方话接近些，但是仍然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声律专家陈新雄教授曾对仄声字作了8条归纳，但还是无法全部包纳，就借用方言作輔助，即国语的一、二声，用方言读起來是很短促的(-p -t -k)收尾，就是入声。至于有人把普通话的一二声作为平声，三四声作为仄声，这样的处理就更粗糙了。比如k和ei拼合，无论读几声都应归进入声。 今天看，声韵格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