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的人格化精神.doc

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的人格化精神 启蒙人格化精神的误读 ? 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直耸立着“启蒙”这块伟大的纪念碑，它既挥洒出一片金光，又铺展出一片阴影；它既成为过去的辉煌，又成为未来的疑惑；既是无法攀越的，又是不能不正视的。仰望这块熠熠闪光的思想丰碑时，感受到的情感是复杂的。虽然它庄严肃穆，但却是悲剧性的，它记载的是中国20世纪文人志士启蒙的失败。虽然在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中启蒙有过壮举，虽然在1976年以后启蒙又有过复兴，虽然在整个20世纪里启蒙的话题在文学中时隐时现，断断续续，但它并不是逐渐繁荣、振兴，而是不断失败，逐渐蜕变、弱化。启蒙只留下了远去的辉煌和今天微弱的回声。 ????????中国启蒙在世纪末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真正延续和存在，而在于那种人格化精神所出任的历史文化角色，在于这种精神所预示的思想文化走向。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欧洲启蒙运动包括自然科学、社会道德、法律、宗教、人性等各方面内容，它们集中在人权和人性方面，从而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并由于启蒙运动最终引发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此后，欧洲思想界开始逐步走向伯克、黑格尔、达尔文和马克思的理论所标志的道路。 ????????中国1917年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欧洲启蒙运动那样时日持久、声势浩大、内容庞杂。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发扬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批判精神，几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就解体了，延续下来的启蒙意识只是新文化运动的残余部分。启蒙者们也迅速地投向各个政治党派或科学和实业，仅剩下鲁迅这样的少数人还在坚持启蒙。由于启蒙队伍的分化瓦解，文学中的启蒙意识也在消解。其后的抗战救亡意识，只是一种启蒙意识的微弱转化和相似，就如同后来寻根文化被誉为文化启蒙一样。救亡意识与启蒙意识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其一致处是知识分子仍担负着自己的责任，心安理得地放弃启蒙而转入救亡。救亡和启蒙都是全民族的事，但救亡是全民都在做，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发自觉地做，而启蒙却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在做，被启蒙的民众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情境中。因此，中国20世纪初的启蒙思潮，与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只有模仿性和相似性，不具备相同性和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为启蒙运动的工具，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启蒙意识和成功也必然是短命的。 ????????中国的启蒙精神可能依然延续，这是启蒙文化中所包含的启蒙人格精神的延续，并非是启蒙文化的真正延续。启蒙的本质是一种人格化的对社会价值和文化规范的批判，它追求一种人格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西方它的最早来源是赎罪意识，因为赎罪意识要求对人本身进行批判和认识。启蒙对知识分子来说，因为针对国家权力意识形态所确定的文化规范，是一定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对应产物，越过特定国家权力文化意识形态阶段，启蒙文化便不能存在。西方越过启蒙阶段，建立资产阶级文化规范之后，启蒙文化便失去。 ????????启蒙的人格化精神，既是保证启蒙进行的前提，又是启蒙文化的直接结果。这不是与政治行为更迭相对应的政治化启蒙精神，它也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精神和国家利益文化规范相一致有所不同。但这种启蒙精神中又包含了士大夫传统，因此启蒙在中国依附于政治行为，却又是非政治性的，它同时针对国家权力文化和传统文化规范，在两面夹击中转变为一种人格化的精神，鲁迅便是这样一种典范代表。后来人们将这种启蒙的人格化精神，误读为启蒙文化传统，才有更进一步的启蒙文化仍在延续的误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保持启蒙精神的人格力量，并非是为了真正保持启蒙对社会文化规范的实际批判效用，而是为了借启蒙精神保持自己的人格力量，保持士大夫的理想主义传统责任。所以鲁迅对启蒙明确怀疑却还坚持启蒙，所以中国最后的启蒙者都是孤独者：鲁迅、殷海光……。韩少功、王蒙及时转换启蒙立场，王蒙不再怀恋过去，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也成为启蒙政治批判的最后一笔。 ????????人们一直在说的启蒙神话是虚设的，启蒙神话并没有现实性的内容，却有理想主义的文学表现，它只存在于文学作品虚构的世界中，伟大的启蒙精神和神话在某种意义上被长期误读，它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形式。启蒙文化在中国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工具和依附物。“五四”时期和70年代末它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当这种政治性需要衰减时，启蒙的知识分子队伍自行分解。中国文学中启蒙的政治性含义远离了启蒙的本义，欧洲启蒙虽包含政治启蒙，但其内容比政治启蒙更广大，大革命虽然是政治行为，却是一种文化行为的结果，启蒙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自身认识的追求，它从基督教义开始，从欧洲文化的其他时期和形式中绵亘而来。与启蒙文化规范并立的是国家权力意识形态，而启蒙的对象是民众。在欧洲，启蒙思想深入民众的结果是推翻封建帝王，建立共和国。在中国，启蒙思想从未成熟也从未在民众中获得成功，辛亥革命只是少数人的事，“五四”启蒙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