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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The Fourth of July 我第一次去华盛顿是在那年刚入夏，这个夏天也是我从此告别孩提时代的开始。至少，这是他们在我们八年级毕业时对大家这么说的。我的姐姐菲利丝同时从高中毕业。我不清楚她应该告别什么阶段。不过，作为给我们俩毕业的礼物，全家人于七月四日赴华盛顿旅游， 那是我第一次大白天乘火车。小时候，我们常去康涅狄格海边，我们总是晚上搭乘运送牛奶的火车，因为车票更便宜。 早在放假前，家里就洋溢着准备出发的气氛。我们打包就花了一个星期。有两个很大的箱子，是爸爸拿的，还有一个装满食品的盒子。事实上，我的那第一次前往华盛顿的旅途是个流动的宴席；舒舒服服地在座位上刚坐下来，我就开吃了，一直吃到火车抵达费城附近的地方。我记得那是费城 我妈妈烤了两只鸡，还将它们很漂亮地切成一口一块那么大小。她带了黑面包片、黄油、青椒和胡萝卜条；还有那边上点缀着叫做“万寿菊”的有点儿黄黄的冰镇蛋糕，是从库什曼面包，每一只都分开来包，以免碰伤。此外，为了整洁，还有一沓沓的餐巾，一块放在小铁盒子里浸泡着玫瑰水和甘油的小毛巾，擦黏糊糊的嘴巴用的。 我想要到餐车去吃饭，因为我阅读过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妈妈已经无数次地提醒过我，在餐车里吃饭要花很多钱，而且还不知道那些吃的东西出自于什么人的手，也不知道那双手刚碰过，但是那几个嬷嬷悄悄地把她交的预付款退还给她，对她解释说，除了她，我们自己去，”爸爸信誓旦旦，“而且远不止住在便宜肮脏的旅馆里待一个晚上。” 在华盛顿，我们有一间大房间，两张双人床，外加一张给我的儿童床。那是一家位于后街的旅馆，店主是爸爸的朋友，此人从事房地产业。第二天做完弥撒之后，我便一整天眯起眼睛抬头仰望林肯纪念堂。在这里玛丽安·安德森放声高歌，之前美国革命女儿会因为她是黑人拒绝她在他们的礼堂歌唱。或许就因为她是“有色的”，就像爸爸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么说的。要么他很可能说的是“黑人(Negro)”，因为在当时我父亲是相当进步的。 我眯起双眼，因为我默默承受着自己童年时代每年夏天都要承受的痛苦，从六月底学校放假开始到七月底。这个痛苦是因为在夏日的强光下张大眼睛受到伤害而造成的。 我是通过一层令人痛苦的圆环状的耀眼强光看见七月份的。我一直痛恨七月四日，甚至在我意识到这种骗人的鬼话之前：这种庆祝是为这个国家的黑人的。 我的父母不认可太阳眼镜，也接受不了太阳镜的价格。 整个下午我眯起双眼抬头张望那些自由、逝去的总统以及民主的纪念碑，心想为什么华盛顿的光线和热量要比在纽约家乡强得多，甚至街上人行道的颜色也比家里的要白一些。 在华盛顿一天下午黄昏的时候，我和家人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往回走。我们俨然一个旅行团，妈妈白晳亮丽，爸爸棕色皮肤，我们三个女孩的肤色介于两者之间，由浅至深。受到周围历史气氛和黄昏热浪的影响，爸爸决定再次请客。他有很强的历史感，他天生有种并不张扬的戏剧性，而且对场景和旅行有种特殊的感触。 “我们停下来吃些东西凉快凉快好吗，琳？” 离我们住的旅馆两个街区之遥，我们一家人停下脚步，在一家布雷耶冰淇淋和汽水店买了一盘冰淇淋。室内，柜台光线昏暗，电扇下凉风习习，让我被强光照耀的双眼感到轻松多了。我们的座位用绳子连在一起，个个神清气爽，围着餐巾，五个人并排在柜台前坐下。我在爸爸和妈妈中间，两个姐姐在妈妈的另一边。我们一字排开，靠着带有花纹的大理石柜台坐下。女服务员张口说话，一开始谁也没听懂她在说什么，于是我们五个人就坐在那儿。 女服务员沿着我们向爸爸走去，再次说道，“我刚才说可以让你们外带，但是你们不能在这儿吃，对不起。”然后，她垂下双眼，一副尴尬的样子。我们突然听见她说的话了，同时听见的，响亮清晰。 挺起胸膛，义愤填膺，我和家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柜台前的凳子上站起身来，转身大步跨出店堂，一言不发，但怒火中烧，似乎我们以前从来就不是黑人。我加重语气地说道，“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呀!”就是不对，不公平呀!难道我没有写过所有人都该享有自由民主的诗歌吗？除了因愧疚而默默无声，谁也没有对我的问题做出应答。 我的爸爸妈妈对不公正缄默无语，不是因为他们对此有什么责任，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本应该早有预料，并应该加以避免的。这让我更加愤怒。我的怒火并没人认可，也没人像我一样愤怒。连我那两个姐姐也随着爸爸妈妈，装作没有发生过什么非同寻常、反美国的事情。那只好由我自己来给美国总统写封信，表达自己的愤怒。不过，我给爸爸看了我写在练习簿的信之后，他保证我下周可以在他的办公室打字机上将信打出来。 那个女服务员是个白人，那张柜台是白色的，那份我从来没在华盛顿吃的冰淇淋，以及我告别了童年的夏天都是白色的。还有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华盛顿的白色的热浪、白色的人行道和白色的石柱纪念碑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让我恶心。那可算不上一件毕业礼物啊。 Unit 4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