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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教师聘任制改革 尚学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民主教育家。他对大学性质及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以“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及民主和法制的管理思想为指导，对北京大学的教师聘任制度在聘任标准和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对北京大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反思蔡元培所实施的教师聘任制改革，对我们当今大学教师聘任制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蔡元培 指导思想 教师聘任制 蔡元培（1868—1940），字孑民，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他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变化多端的时代，一生追求进步，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发展中华民族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其中，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彻底地改变了北京大学的面貌，使当时的北京大学焕然一新，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传播了新思想，甚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使他自己成为一个以一所大学影响一个社会的人。教师聘任制是他所实施的改革的核心，决定了他对北京大学改革的成功及影响。研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所实施的教师聘任制改革，对我们当今大学教师聘任制改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的背景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7月，光绪帝下诏开办京师大学堂，并任命吏部尚书兼内办大学士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的教员多由管学大臣一人来决定聘任和辞退，如孙家鼐任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和后来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任长沙附生范源濂为助教、直隶杨村县丞汪昭晟为德文教习、礼部主事柏锐为英文助教等；外国教员则多由总理衙门大臣保荐。大学堂的教师聘任一直都是由管学大臣一人来主导，更没有形成什么机构和稳定的制度。大学堂的初衷是培养能为朝廷所用的人才，所以有为的管学大臣还是可以聘请到真正有学问的教员的，但这些有学问的教员本身也多是官员，再加上还有总理衙门大臣保荐的教员，这其中的人际关系因素也可想而知。总的来说，大学堂的教员多是官僚人员，再加上教育的目的，这就决定了：传统的经史仍然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学生入学的目的也依然是求获科第而已。京师大学堂后虽经改革，并于1912年随中华民国的成立而改名为北京大学，但学风、校风依然如故。学校官僚积习很深，像个旧式衙门，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聘请来的教师中，“有些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而“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来校不为求学而为谋官。整个学校“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封建主义的陈腐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如此便很难培养出科学人才。这被蔡元培称为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同时北京大学又由于脱胎于封建官僚机构（京师大学堂自开办至1904年一直是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其封建性学缘、人缘、事缘关系也很浓厚，使改革的难度更大。虽然如此，蔡元培却知难而上，出长北大，并立志整治北京大学。他下车伊始，便表明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和决心：“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改革的指导思想 （一）“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经过私塾教育走上中国的科举之路的顶端，同时他从1907年开始出国留学，后又多次留洋接受西方现代教育，通过对比使他认识到了科举之路的深刻弊端和现代大学的科学内涵：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反复阐述了这一办学理念，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即要求学生明确大学的性质，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在蔡元培亲自主持北京大学的5年间，他每年在开学典礼上讲话的具体内容不尽一致，详略有所不同，强调的基本理念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入大学就是为求学问。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个根本的办学理念出发，糅合西方大学的办学经验和中国儒家教育思想的优良传统，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作为办学的基本方针，蔡元培也在许多场合对此做了阐述。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 以后又分别在 1919年3月18日的《致公言报》和1919年8月的《传略（上）》中两次提到这一办学方针。蔡元培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