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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立云老师为您解读烟台的收藏价值　　赏砚 从擦砚开始　　张淑芬出生在广东番禺，3岁随祖辈迁到北京，住在北京的番禺会馆，直到成年才和家人过着独门独院的生活。　　出生于大户之家的张淑芬对古董、古玩的接触是从出生就开始的。　　张淑芬的祖父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闻名乡里。嘉庆九年，张维屏中举人，道光二年成进士。此后，张维屏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一度署理 南康知府。终因厌倦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辞官归里。张维屏和黄培芳、谭敬昭等并称为“粤东三子”，且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 勋被誉为“诗坛七子”。小时候，张淑芬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对古玩、女红很有兴趣，还特别喜欢去博物馆。她说：“家中先人是与林则徐同科的举人，是当年有名 的诗人。家庭传统深受‘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从我的祖母到很多姑母，她们都是不裹小脚，不扎耳眼，上洋学堂的新一代女性。”　　文房雅玩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们孜孜以求的，张府到处是精致典雅的笔墨纸砚。赖于祖上的荫翳，张淑芬对文房精品有浓厚的兴趣。每每用毕书写 工具，长辈就会让小淑芬擦拭砚台等。在擦拭的过程中，张淑芬常常为砚台外观的晶莹透亮、纹理的细腻清秀所吸引，那种直面而来的美感让她惊诧。凝视祖上传下 的砚台，她感受到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与过古的精神对话。“那个时候很小，不懂得文物的价值，只是在其中待得很久了，感觉它的熟悉和亲切。这种从小培养起来 的兴趣往往给人以很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张淑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的冷门专业，进入文化部文化学院文物博物馆系学习，次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用6年学 习绘画书法课及文化史论课。张淑芬记得其中有绘画技法课、古建筑史课等，文科科目课较多，包括外语，政治哲学理论课。毕业实习的时候，她还参加了广东一处 东汉墓葬的发掘工作，成为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之一。　　本来，家学渊源是张淑芬从事文物鉴定工作的优势，但是在“文革”这非常岁月却成了劣势。“这时候，父亲才告诉我们那些从不关心的家庭出身问 题，很多早已失去联系的亲属成为有‘海外关系’。”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张淑芬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分配工作，而是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改 造”，原因是“封建官宦”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分子。　　“1966年8月家被抄了以后，大家族不复存在。我拿着一床薄被和一口破锅，出来开始独立生活。不久，我们毕业被分到张家口的部队去锻炼，一去就是5年3个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张淑芬的志向，1973年回到北京的她最终还是进入了故宫博物院。　　文物编号存放地点脱口而出　　然而，职业生涯再次遭遇不幸。“文化大革命”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破四旧”，故宫首当其冲。鉴于当时的形势，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也正因如此，在许多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文革”带给故宫博物 院的是正常的展出和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止。张淑芬每天只能做一些文物档案的记录，抄写工作。　　来到故宫之后，张淑芬最先进入到文物保管部。“受出身影响，我一进故宫就进了库房工作。在部队多年的锻炼，已经给自己带来平静的心态。于 是，就把‘诚信待人，认真工作’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当年，张淑芬能把文物的编号及存放在哪个库房都背下来。正因为如此，后来故宫博物院内部编辑《文物 精品图录》，张淑芬被抽调到编辑室任副主任，专管各主编所编各类文物的目录、编号。直至今日，如果有人问故宫的文物编号以及存放的地点，张淑芬也能立马准 确地脱口而出。　　后来，她进入了陈列部，这是国宝级文物展出的地方。每换一次文物，她都记下资料，私下里自己揣摩学习，由于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又去从事 “文房四宝”(文房清供)及竹、木、牙、角工艺类藏品的陈列和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当年，市场并不看好‘文房四宝’，加上我是学美术出身的，一 时心里还难过好一阵子。但是，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争气’，要作出成绩来。”　　当年的每个周六，张淑芬抽出半天上门找文物鉴赏家探讨业务。尹润生、张子高、杨伯达等文博大家，都是张淑芬鉴赏人生路上的好导师。 “在众位恩师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朱家溍先生。他学识渊博。在我刚进故宫工作的那段时间，朱老经常无私地指导，给我提供了很多重要书目的出处，是我的‘活 字典’。他带我走了一条成长的捷径，让我少走很多弯路。他把家中的藏物无私地献给博物馆，淡泊名利，非常高尚。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做人，对人诚恳、诚信、大 公无私的品行。”　　乾隆出巡用的折叠文具箱　　随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张淑芬发现故宫里的藏品真是太美了，尤其是她研究的砚台，件件都透出古典文化的神韵。她爱这项工作，爱到如痴如醉。　　文玩是大项，存世比较多，精品不少，故宫更是有不少绝无仅有的宝贝。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