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复杂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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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鹿原》中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20世纪90年代初,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时沉寂的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史诗性”作品称号,于1997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通过一个社会群体的动荡和变迁来反映整个社会的轨迹,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白嘉轩是众多形象中着墨较多的一个。 白嘉轩是作品中的一个新型地主形象,一个仁义的地主形象,他作为一个小地主,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与士阶层的朱先生形成了一个对应,作者在塑造白嘉轩这个形象时,有意在这个人物身上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和人物内涵,他是个地主,是一个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传统文化底蕴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农民,因而又具有封建文化氛围中生长的农民所特有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他是封建文化在小地主阶层培养起来的一个代表,因而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中国复杂文化传统与生存环境所折射出来的复杂的性格内蕴。 作家把白嘉轩放在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语境和生存环境中,对他的文化人格,人性内涵和生命生存哲学进行了全方面的观照,创造出了一个丰满复杂的生命形象,本文试图从白嘉轩的人生观、父子观和女性观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其性格的复杂内涵。   一、白嘉轩的人生观   白嘉轩的人生观概括来说就是“仁义为本”。在白嘉轩的一生中,控制他人格核心的东西,是“仁义”二字,“仁”是孔孟诸德之首,它的最根本的含义是“爱人”,强调“人”的存在。“义”是仁的具体表现内容,白嘉轩虽然未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对儒家文化精义的领悟和身体力行,真是无与伦比。 白嘉轩作为白、鹿两姓的一族之长,他有高房大院,有坡地也有良田,棚里有马,圈里有猪羊,常年雇佣着一个长工,他是名副其实的“地主,然而他身上却不见冯兰池,周扒皮的贪婪、狠毒,更多的是仁义、宽厚 ”从秉德老汉给长工鹿三娶媳妇到白嘉轩资助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都体现了一个“仁”字,他是雇主,却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与长工平等相处,情深义重,主仆共吃一锅饭,一起耕作饲养,而且还称长工鹿三为三哥,并认作干亲。在他的影响下,乡民们守乡规,知礼仪,整个白露原被称为“仁义白露村”。他仁义至上,以德抱怨,体恤乡民,关注民生疾苦,勇于为民请命。为了反抗苛捐杂税带给村民的负荷,他一手策划参与了鸡毛传帖与交农事件,与官府抗衡,面对久旱不雨,他亲自扮马角祈天求雨,以宽慰乡民焦渴的心,白嘉轩把儒家的“仁”“义”发挥到了及至,是白露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 可以说,白嘉轩把“仁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这个卷着忠、孝、仁、义大旗并乐此不疲的白嘉轩,却正是在无法尽孝之时,用了不仁不义的手段,才得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做那个忠、孝、仁、义的白嘉轩,承认他的忠、孝、仁、义,倒不如说这是他对自己的不孝,不义的一种救赎,他的“仁义”也并非一以贯之的“仁义”,而是先死而后生的“仁义”。   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便暗示了该篇主人公白嘉轩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迫于逃脱厄运的需要,白嘉轩选择了一个与儒家“仁义”精神根本相悖的作法:巧取鹿家风水宝地,他认为“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神灵给他白嘉轩的精确绝妙的安排”于是他沉着,冷静,善于算计“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且不露蛛丝马迹,就得把前后左右的一切都谋算得十分精当,办法都是人谋划出来的,关键是要沉得住气,不能急急慌慌草率从事,而一当把万全之策谋划出来,白嘉轩实施起来是“迅猛而又果敢的。”   磨难把白嘉轩逼到了道德的边缘,为了生存,他情愿放弃“仁义”,在一系列不动声色的“苦难”表演之后,白嘉轩采取“卖地”的曲折路线成功地从鹿子霖手中换回了那块宝地,从而为自己日后的发展预留了极大的空间,此时白嘉轩身上显露出来的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在苦难中挣扎的本能,此时的白嘉轩身上并无“仁义”的显现,“买地风波”是一个转折点。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教诲使白嘉轩猛然意识到儒家“仁义”精神的重要;时世突变中朱先生镇定自若的“断时论世”使他豁然开朗,白嘉轩突然发现“仁义”对人们起着巨大的约束作用,在白嘉轩的意识里,早先对朱先生儒家文化身份的企慕开始发展,他有了对自己儒家文化身份的朦胧设想,在此之前,白嘉轩几乎还曾想到过追求“仁义”,他在父亲去世后两个月即开始一个一个地讨女人,此为不孝,他工于心计,换回宝地,此为不义,他种植罂粟,炼制鸦片而致富,此为不仁,这些都表明他心思缜密,头脑冷静,重利践义,有时甚至为达到目的不惜损人利己,不同的是他把他的那些欲望,计谋掩藏在心灵深处不易为人觉察,白嘉轩这段时期的一系列行为几乎是发源于人的生存本能,甚至是立足于乱世之中要保持家财两旺的必要手段,此时白嘉轩无法顾全大仁大义,“仁义”在温饱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其实是一种奢望,一种空谈而已。 在乱世之中,白嘉轩相信了朱先生“只一碗包谷糁子”的理想,不再热衷于政治,对“仁义”的热情建构成为他实现理想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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