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金的创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渊源关系.docx.docxVIP

巴金说:“在所有的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他文学的根,不可能离开中国文化、文学的土壤,不管巴金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创作里,在他的神经系统内,在他的灵魂中,在他的精神气质里,我们可以随时随处找到他与传统文化、文学的内在精神联系。莫达尔在他的《爱与文学》一书中这样说:“我们祖先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法在某些方面仍然被我们运用着。我们承袭着他们的灵魂,不是个别的,而是集合的整体;我们是他们罪恶及德性的产物;我们具有他们的特异体质、心灵构造,以及情绪倾向;我们身上印着种族、国家、宗教的特征。”由此可见,作为炎黄子孙的巴金,从他的社会观、政治观、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等方面,均可窥见传统文学、文化的精魂。就拿巴金的创作思想、文化观来说,这种影响就十分鲜明,可以说,己金是一位最具中国人文精神的作家。诚然,巴金没有专门谈论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见解的大块文章,但从他所写的序、跋、后记、创作回忆录、书信、作品中,可窥见他对文艺的独特见解,而这些见解,和中国文学、文化的优秀传统一脉相承,下面从几个方面加以探讨。一、坚持文艺战斗的功利目的,创作与“为艺术而艺术”绝缘文学创作为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不同的,有的是“为艺术而艺术”;有的则是为了茶余饭后的消遣。但以上的认识在中国文坛上往往站不住脚。`大多数作家则认为文学创作应具有它战斗的功利目的,主张“为人生的艺术”,自古至今,许多作家都抱着这样的创作宗旨。唐代的陈子昂、元结,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准则就十分著名。这里的“时”即指“时代”、“社会”;“事”则指与国家人民有关的社会事件。白居易主张写文章、写诗歌都应反映民生的疾苦和指责时政的弊病,写诗要于“时”于“事”起讽喻作用,用讽刺诗作武器。他还提出诗歌应具有“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的积极作用,用以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和改变现实。显然,巴金也继承了这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巴金曾多次讲过,他“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想把小说当作名山盛业。讲到他为什么写小说时,他说:“因为我不能够做别的有用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别的武器,我才拿起笔用它作武器,来攻击我的敌人。”他在《激流三部曲.序》中说到:“我这三本小说都是揭露,控诉这个制度的罪恶的。我写它们,就好像对着面前的敌人开枪,我亲眼看到子弹飞出去,仿佛听见敌人的呻吟”。如此看来,巴金将文学作为向敌人进攻的武器。他的敌人是谁?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到:“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努力,他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巴金说得十分明白,他要用文学这个武器来攻击“旧的传统观念”,包括一切的封建伦理、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封建制度;他要以文学为武器来攻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统治,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他宣称他写《家》是要为过去那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喊冤”,从恶魔爪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他写《寒夜》是“替那些吐尽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巴金认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应该拿起文学这个武器,为被压迫被损害者服务,为大多数受苦的人服务。他说:“艺术算得什么?假如它不能给多数人带来光明,假若它不能打击黑暗”。由此观之,巴金把为大多数人服务看成是艺术的最大价值。如前所说,唐代的白居易认为文学既有“补察时政”,也有“泄导人情”的作用。受这种文艺观的影响,巴金也认为文学应该给人以美的诱导,陶冶人的心灵.唤起人奋发向上的志趣,扫除人们心灵的垃圾,使人们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为此,他认为作家必须有一颗爱人之心,必须“关心人,爱人”,“苦人类之所苦”,“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应该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显而易见,这种“爱”的观点,正是中国儒家传统的“仁者爱人”的思想体现。巴金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的大家庭里,从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小时就在私塾里读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背诵唐诗、宋词、元曲。熟读《古文观止》、《红楼梦》、《说岳全传..)·…。从这些书籍中,巴金大量地吸收了传统文化、文学的乳汁。同时,传统文化又通过巴金家庭周围的人以“口传身授”、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态影响着巴金。巴金从其慈母的教诲和“下人”的纯善中体味到了这种“泛爱严、“仁爱”、“兼爱”的精神。巴金曾说母亲是他的“第一个先生”,“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他的第二位老师是轿夫老周，这位“下人”,教育巴金要“忠心”、“真实”、“不要欺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从这样的下人身上,巴金找到了道德取向和人格取向。创作总根于爱。正是这把“爱”的钥匙开启了巴金的心灵。“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