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永对杜甫的接受于年湖.docVIP

论柳永对杜甫的接受 于年湖 　　清代谭献曾说“耆卿正锋，以当杜诗”，这一说法如果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似乎有失偏颇；但如果仅从某些侧面来看，二人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与杜甫相比，柳永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这主要表现在：柳永的诗词与杜诗一样有记录历史的传统，在歌咏太平景象、记录下层妇女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柳词和杜诗中的女性题材都反映了男女平等思想，但柳词中的这种思想更加深刻和全面；柳词在艺术技巧方面与杜诗有许多相通之处。 　 提到“词中老杜”，人们往往会想到北宋末期的词人周邦彦，实际上宋代词人被比作杜甫的不只有周邦彦一人，还有柳永、苏轼、辛弃疾等。其中，将柳永比作杜甫，最早始于北宋末的黄裳，他在《书乐章集后》中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无华，无所不有。”[1]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清代谭献在《复堂词话》中评柳永的《倾杯乐》时所说：“耆卿正锋，以当杜诗。”[2](P3990)“正锋”是书法用语，指的是写字时，毛笔宜紧直，笔尖在纸上垂直运行，易渗水，这样写出的字厚重有力，易产生浑厚劲健的效果。谭献认为，柳永那些浑厚劲健的优秀作品的成就可比杜诗。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文学成就远非柳永可以企及，如果从整体的角度来看，黄裳和谭献将柳永比作杜甫，似乎有失偏颇；但如果仅从某些侧面来看，柳永与杜甫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与杜甫相比，柳永在某些方面又有所突破。 一 　　 杜甫之所以伟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杜诗的“诗史”地位，杜诗反映了“诗人所处时代的历史真实，描绘出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3](P507)，而且“诗中体现的作者对所反映的生活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原则的，诗人的好恶爱憎与广大人民的感情倾向是一致的”[3](P507)。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以“讽兴当时之事”[4](P110)为目的的新乐府诗较为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 　 与杜诗相似，柳词也“大胆如实地反映自己所接触到的现实生活”[5](P93)，与柳永同时的范镇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6](P19)。南宋陈振孙也盛赞柳永词于“承平气象形容曲尽”[7](P616)。他们是从歌咏太平景象、反映时代精神状态角度，将柳词与杜诗相提并论的。翻开《乐章集》，其中有对当时国家大事的记载，比如在歌功颂德之风盛行的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朝廷、地方纷纷称祥瑞四出，《巫山一段云》组词中的几首，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事件。《玉楼春》(昭华夜酿)、(凤楼郁郁)咏写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延恩殿祀圣祖赵玄朗事。柳永生活在北宋“承平”时代，为了科举，他曾在汴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科举道路失败后，他又四处奔波，到过当时的许多名城，对这些名城的都市风光和风土民情都有所叙写，其中，《迎新春》(倾管变青律)、《倾杯乐》(禁漏花深)和《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等咏写汴京，《望海潮》(东南形胜)写杭州，《木兰花慢》(古繁华茂苑)写苏州等等，这类词有40多首，约占其全部词作的五分之一左右。将国家大事和都市生活大量的表现在词中，柳永算是较早的了。 另外，柳永的大量妓情词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的生活，由于统治者为避免重蹈覆辙而提倡享乐主义，宋代的士大夫们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大都与妓女关系密切，也都写过同类题材的作品。但柳永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一为别人写得雅而蕴，柳永写得俗而露。二为别人写后即‘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己也’，柳永却‘不扫其迹’或‘不能扫其迹’，……三为别人写得少，柳永写得多。”[6](P14)正因为如此，柳永的大量妓情词才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下层市民中歌妓的悲剧命运及其对自由的向往，而这表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妇女苦难、辛酸的一个侧面和封建社会制度反人道的罪恶本质，这比其他人的同类作品更有史学价值。 　　如果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考虑，辛弃疾应该是宋代最伟大的词人，他的词尤其是大量的爱国词也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但这些词较多主观成分，饱含词人对国家的生死存亡的关切。宋代其他词人与辛弃疾一样，大都缺乏对现实的纯客观的描写。杜诗被誉为“诗史”，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如果仅从这一角度来说，柳词也可称为“词史”。只不过柳词所反映的社会面比杜诗要窄一些，柳词主要局限于都市生活，而杜诗则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尽管黄裳、谭献等人将柳词和杜诗并称，但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如仅从词人的角度来说，宋代的其他大家，如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人在词的创作成就上虽然超过了柳永，但他们基本上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以自我为中心，主要表达了高雅文人的审美情调，而柳永对现实的关注与叙写又远超于其他人，柳永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