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稼轩词用典.docVIP

论稼轩词的用典 熊 笃 辛词用典之丰富及自然巧妙，历代词人无出其右。《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评曰：“稼轩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也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刘熙载《艺概》也说：“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资是何敻异？”辛词中究竟用了多少典故？分布比例如何？又分别源出何人何书？似无人做过详细的分类统计。笔者不厌其烦，以邓广铭先生《辛稼轩词编年笺注》为本，甄别属于典故者，并稍作增补，逐条录出，然后分类统计，作定量定性分析。这对于研究其用典特色，证明其词风渊源，探索其用典与思想倾向、审美倾向之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辛稼轩词编年笺注》共辑词626首，其中未用典故的有83首，占总数13·3％；用一典者105首，占16·8％；用两典者107首，占17％；用三典者91首，占14·5％；用四典者75首，占12％；用五典者48首，占7·7％；用六典者35首，占5·6％；用七典者34首，占5·4％；用八典者22首，占3·4％；用九典者11首，占·8％；用十典者8首，占1·3％；用十一典者5首，占0·8％；用十三典者2首，占0·3％。总计543首共用2016次典故，其中源出集部共1095次，占总数54·3％；史部共500次占24·9％；子部276次占3·7％；经部145次占7·1％。 典故来源的前30名为：苏轼147次，杜甫142次，《史记》和《世说新语》各110次，《庄子》84次，《汉书》79次，韩愈75次,《楚辞》73次，《晋书》63次，《诗经》57次，陶渊明47次，《唐书》46次，白居易34次，李白33次，《论语》31次，《南史》27次，《后汉书》26次，《三国志》25次，杜牧和黄庭坚各23次，欧阳修22次，《列子》21次，《左传》19次，《战国策》和王安石各15次，《孟子》14次，刘禹锡和王羲之各13次，孔稚珪10次。此外尚有《书》、《易》、《礼》、《宋书》、《南齐书》、《汉官仪》、《吴越春秋》、佛道书、《淮南子》、《老子》、司马相如、扬雄、孟郊、李商隐、柳宗元、元稹、王勃、三曹、二谢等，均在9次以下。 由此可见，第一、辛词用典出处，是他世界观、人生观倾向的自然流露。苏轼的“奋厉有当世志”，杜甫屈原的忧国忧民，司马迁的发奋著书寄托悲愤，韩愈的“道济天下之溺”……除《庄》、《列》、陶潜之外，皆属儒家思想为主者，这与词人“民为国本”、“惠养元元”的仁政思想，屯田积粮、节用宽民的理财思想，广开言路、重贤用能的开明主张，积极备战、收复中原的爱国思想，严惩贪污、抑制豪强的批判精神等，均息息相关【1】。。第二、与其人生际遇有关。他南归以后因抑制权贵豪强和积财备战、准备北伐而遭弹劾，曾两度罢官，在带湖、瓢泉投闲置散长达20年之久，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压抑、苦闷，需要排遣忧愤、平衡心态；而道家愤世嫉俗和庄、列的逍遥自适、陶渊明的田园恬淡等思想，自然成为他在仕途受挫、内心矛盾、寻求解脱时的灵魂归宿。这是他好用庄、列、陶典故的思想原因。他用《晋书》、《南史》、《世说新语》典故较多，则因为这些书多记南朝人事，而正与南宋偏安江左的情势相类。第三、从文风上看，苏轼的豪放旷达，杜甫的沉郁顿挫，《史记》饱含血泪的激情，《庄子》的奇想夸张，《楚辞》的忠而见谤而以芳草美人寄托美政理想，韩愈的奇崛险壮和戛戛独造，《诗经》的风雅比兴，陶渊明的自然率真和“豪放得使人不觉”，以及《世说新语》的幽默雅量风度等等，这一切都具有阳刚、深沉、奇壮等崇高美的共性，正与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2】的英雄品格，“大声鞺鞑，小声铿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3】的豪情壮志，默契暗合。正如朱熹《答稼轩启》对辛弃疾的评价：“经纶事业，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脍炙士林之口”【4】。风格即是人格，辛词好用上述作家作品中的典故，正是受他英雄人格胸襟的那种自然选择倾向的支配。他那豪放沉郁的词风，与他英伟磊落的襟抱，博览强记的学识，不主故常的用典，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 如何评价诗词的用典？固不可一概而论。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谓用典“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但要“取事贵约，校练务精”，“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钟嵘《诗品》则云：“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认为议论国家政事的文章，述颂功德的驳议奏章才应当用典，而吟咏情性则大可不必。但他所举例句全都是借景抒情的句子。而写景如王国维所说贵在“语语如在目前”，若用典用代字则易造成“隔”。钟嵘针对南朝“文章殆同书抄”的文风有感而发是对的；但对于抒发较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