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花间词和婉约词之异同.docVIP

论花间词和婉约词之异同 “花间词派”之名得自于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花间集》收辑温庭筠、韦庄等18家共500余首词，因其作者大多是蜀人，词风近似，因此被称为“花间词派”。而“婉约派”继承了晚唐五代“花间派”词风，是花间派的发展。虽然婉约派是由花间派发展而来，但两派之间终究有相同点和不同点。 ㈠从社会发展的背景角度来看 1、词产生的社会原因 晚唐时局动荡不安，面对着衰乱的时世，人们既有虚无之中的忧患，也获得了摆脱一切禁锢之后的轻松。社会文化回避那些怒目金刚的刚性文学，转而需要熨贴人心灵的慰藉，使得人们从焦躁、饥渴的状态中求得滋润和平衡。于是，消遣性、柔弱性、日常琐细化的软性文学应运而生。加之中唐以来南方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壮大，追求世俗享乐的意识迅速膨胀，进而成为一股声势巨大的文化潮流。曲子词的兴盛正是迎合了这样的趋势，即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云：“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广大文人沉溺于身心的放纵，本能地开始浅淡情思和轻柔爱意的吟唱，通过绵邈软媚的词作传达出婉约细腻的心曲。这就形成了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 2、词的地域特点 巴蜀地域文化对花间词的发展给予了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量。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蜀人的生活相当富足，养成了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而且由于其性情的毕露，又令蜀地文学带上了技巧性、装饰性、炫才性的特点。同时，由于较少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蜀人多具热情奔放的浪漫个性，自古多经商又形成了其精细的心理特征。所有这些个性特征对于巴蜀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能全面而又真切地聚焦、凸现在花间词这一富有灵性的艺术活体中。然而蜀人固有的割据自足的观念又诱使他们依仗三川之殷实，豪奢恣游，淫逸成风。晚唐之际，许多文士纷纷避乱于此。他们深知眼前的逸乐不可能久长，所以更加珍惜现世的欢愉，越发地纵情声色，表露出末路狂花般的迷恋。他们带入的浓情艳思、旖旎柔媚的小词，也迎合了西蜀君臣的欣赏口味，于是“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花间词得以大行其道。 3、词是唐以后的新的艺术形式 中唐以来，爱情意识开始呈现出勃兴的态势。晚唐诗人李商隐等人，摹写真挚的闺情，捕捉细腻的心绪，代表了唐代爱情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悲伤、痛苦之中，寓有灼热的渴望和坚忍的执着精神，感情境界深微绵邈，极为丰富。 但是近体诗发展至此，在言情方面的“力不从心”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它四平八稳、整齐划一的体制形态，难以扣合波澜起伏的内心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也束缚着绮情艳思的自然流露。但是这种新的情感心境、审美情趣一旦兴起，就必定要寻找到一种能够避免诗教责难和形式束缚，更加自由地传达心曲的文学载体。在这方面，温庭筠卓有功绩。他采用了长短句这种富有新鲜活力的文体形式，打破了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局，具备灵巧多变、音律和谐的特质，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涟漪，成为了那个时代表达幽微隐约的情感世界的最为“惬意”的文学形式。繁兴的隋唐燕乐与高度成熟的近体诗的有机结合，赋予了词体以外在形体和内在情韵两方面所独具的艺术品性。 首先，它使歌辞的制作依据曲谱，由乐以定词，这样就形成了诸多体制格局的规范，具备独特的声律美。其次，歌辞的创作配合胡夷、里巷之曲，必然带有鲜明的世俗性；又由于它是由美色歌妓语娇声颤、袅袅婷婷地演唱，自然也偏向了香艳之路。其三，长短参差、音韵起伏的词体与欣赏者内在的情感节奏又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契合，收到了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的表达效果。与前代所有的歌辞形式相比，词体显示出更为灵活、更有弹性的优化趋势，并且进而促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的生成。而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歌，写身边事抒发内心感情，显示出婉约词的风格。婉约派是在花间派之后，北宋词家延续花间词宛转柔美之风，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故明人提出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词派的词风。 ㈡从题材和内容上来看 1、花间派和婉约派内容上大多描写儿女风情 花间派在描写这方面的内容也是多角度的。例如欧阳炯写江南风物、劳动生活场景的《南乡子》：“游南浦，笑倚春风相对语。”毛文锡写边塞、征战内容的《甘州遍》：“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蕃奚，凤凰诏下，步步蹑丹梯。”还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