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意义、意思、意味的追寻.docVIP

诗歌中意义、意思、意味的追寻 语义学家认为意义有基本意义和附加意义，前者为理性意义，或称为概念意义，由于是对客观对象的概括反映，它清晰、稳定，不会发生岐义，而后者是多元的，开放的，是一种广义的意义，可以称之为意思或意味；诗歌的意义、意思和意味，还可以从语言学角度予以阐解。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作为符号，它是声音、形状与概念的统一。其声音、形状是书写与读音，称之为能指，而它后面所附着的概念则为所指，也就是它的意义。能指与所指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通常的情况是一个能指对应一个所指。如“雁”，它读作“yàn”，书写形式则为“雁”，它的概念则是一种候鸟。然而它出现在诗中就可能有多种含义。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理论家看重的是意义，而艺术家、诗人看重的却是意思，虽然都共同使用了语言符号。按苏珊·朗格的意见，语言符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推论符号，它是由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完整的语义过程，它是明确的、固定的，也是继时性的。而艺术符号与之相反，它不表现一个时间的过程，它是共时性的。它的特点是基本要素离开了整体就没有独立的固定意义，这些要素都是在规定的条件下具有的特殊的含义。所以她说：“所有其它符号的意义组成一个大的接合起来的符号，只有通过整个符号的意义，通过它们的整体结构中的关系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它的符号功能包含在一个同时性完整的表象之中。这种语义可以称为‘表象符号’(即艺术符号)。表象符号的这个特征，是区别于推论符号或者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的本质特质”。她在《情感与形式》中对由表象符号构成的诗的基本幻象作了说明。她认为诗的基本幻象是某种虚构的“经验”，语言在此已不再行使自己正常的交流功能，不再服务于事实的说明、意思的传达和概念的建立，而是充当一种材料进行经验的构造。“诗人笔下的每一个词语，都要创造诗的基本幻象，都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都要展开现实的意象以便便其超出词语本身的情感而另具情感内容”。这就是说，任何事件一旦进入诗的领域，不管它显得如何逼真，都已成为纯粹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生命和富于个性的意象”。用推论符号表现出来的理性意义能否进入诗歌殿堂呢？如果不囿于成见，它也可以写出好的诗歌。从符号学角度看，理性意义是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据以对符号的指涉进行的编码和解释的一种既定秩序。正因为双方都信守了既定的秩序，信息才可以畅通地传达。某些政治鼓动诗和袒露心迹的直白诗，出于教化目的或诗人自我表白的需要，往往拒斥歧义的产生。这便给理性意义的凸现提供了契机 结构主义理论家显然是推崇艺术符号的，但他们同样视艺术符号为一种秩序的呈示，只是它采取了隐蔽的形式。在他们看来，诗人的创作，不过是语言系统里，从词义到句法的到位罢了。诗人使用语言就是对语言秩序的认可，语言系统的固有结构屹立在眼花缭乱的语言现象之后，在起着决定性作用。诗人不过是穿行语言系统内部，在结构的支配下行便搬运和装配。不是作家支配语言，而是语言支配作家，语言结构才是作家的上帝。上述见解虽有一定道理，但却是片面的。它抹煞了诗人的主体意识，进而否定了他们的创造性。这显然不符合诗歌创作的全部实际。即使主要以推论符号进行诗歌创作时，诗人也并非完全等同于工匠。我们并不否认诗歌的艺术符号也体现了某种秩序感，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语言的固有结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比起推论符号，艺术符号所创造出来的意象空间是一种“空筐结构”，它的包容将是无限的，可以因人、因事、因地给予补充。如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同样是听“雨”，但由于年龄不同，地点不同，境遇不同，却有着不同的意思。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看待诗歌中的意思：所谓意思，反映在诗歌中，是以联想与经验相互关联为机制的多重意义的组合交叉。当我们阐述诗歌的意义时，实际上说的是它的意思。因此，诗歌中的意义只是一种广义的说法，由于它的广义，要确定一首形式独特、蕴藉丰富的诗歌的意义是很不容易的。但美国艺术史理论家潘诺夫斯基在研究了肖像画和圣像画之后，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逐个把握它的意义、意思，直至意味，它同样适用于我们对诗歌意义、意思、意味的把握：一、对基本的(或自然的)意义的把握。这种意义大体由“基本事实”和表现组成。前者指作品再现了什么，后者是指它表现了什么。潘诺夫斯基在《视觉艺术中的含义》中说：对“含义的领悟，就是把某些视觉形式与我从实际经验中认识的对象简单地等同起来，就是把它们关系中的变化与某些动作或事件简单地等同起来的结果”，他称之为“事实性的含义”。当我们分析诗歌的意义时，第一步也是分析它的“事实性的含义”。 二、对习俗意义(或习俗性题材)的掌握。对诗歌意义的充分理解，仅凭日常经验是不够的，还要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