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退出蛇年春晚：《新京报》2004年专访赵本山已有端倪.docVIP

《新京报》2004年专访赵本山全文： 人民需要赵本山 最早他被称为“著名笑星”；后来人们称他为“东北小品王”、“表演艺术家”；现在，他被称为“喜剧大师”、“中国的卓别林”。称号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中国这块有着10亿农民的国土上，有一个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给他们制造着快乐。真的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赵本山，每年的春节晚会，每年的文化娱乐生活，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会失去多少快乐！ 从小品《卖拐》开始赵本山完成着一个表演艺术家向一位大师的飞跃。在经过了《刘老根》的暂时妥协，这种警世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马大帅》中得到了更为自觉的弘扬。从最初的自发到今日的自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已经俨然出现。 5月14日至16日，本报记者奔赴沈阳，贴身采访赵本山两天两夜。在这期间既有严肃的专访，也有轻松的高尔夫球场漫步；既有正式的外事活动，也有彻底放松的喝酒玩乐。通过这些深入的交流和冷静的旁观，我们试图解答：为什么时代需要赵本山？时代如何成就了赵本山？赵本山又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什么？ “谁能在俄罗斯过上好日子”？在相似的感喟和无奈中，幸好我们还有赵本山的笑声在观照着我们的心灵。 谁能在中国成为好艺术家？ 只能自己给自己找乐 新京报：两年前我电话采访你之后，得出了一个感受，就是真正伟大的喜剧大师，内心深处其实都有非常悲剧性的一面。这两天跟随你，一直听到你在反复和大家讲，人活着一定要快乐。为什么你会如此痛切地感到快乐的重要？ 赵本山：主要还是因为每天能感受到的快乐很少，你可以自己解读快乐，但事实是，无论你在哪个行业，社会哪个角落，大家都不是很快乐。我没有感受到国外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我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快乐。 新京报：你认为这是为什么？我们天生是一个不知道快乐为何物的民族吗？ 赵本山：我们大家生下来，可能就没有感受到哪一天是真正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毫无顾忌、什么都不用想、真真实实地活上一天的。你要观察每一个人就会发现，无论是政界、知识界，还是农民、工人、演艺界的人，每个人每一天都是自己硬装出来去告诉别人：我是很快乐的！其实他自己并不快乐。 新京报：现在这样巨大的成功让你觉得快乐吗？ 赵本山：我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我有时甚至觉得，可能还是童年的快乐更多一些，当时我无依无靠，什么都没有，但至少我活得很快乐。现在可能是站得层面越高，就越感受到痛苦。相比之下，我更欣赏那些街边扭秧歌的下岗工人，他们一个人可能每月就发二三百块钱，但是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娱自乐，他们的快乐要比我们多得多。马大帅就是这种人。 新京报：昨天你跟我说，如果说以前是为名、为钱做事，现在是为了历史在做事。但是实际上，人在为历史做事的时候，内心感受到的纠缠、不快乐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是！)甚至会比你为名、为利时感受更强烈！ 赵本山：你比方说，现在我就会感受以前我没有那么深刻感受到的东西。现在我们在建基地，很多事都是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如果说我在这个土地上办事都觉得有点难办的话，我相信一个平民就没法办事！即使办成了，好多也都是背离你心情去办的，这就是我们这么一个社会。 艺术的真与假 新京报：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会在作品中留下怎样的印记？ 赵本山：艺术家其实都有一个通道，介于真假之间的。如果你求得过于真实，你就没有播放机会；你要完全假了呢，又没有观众去看，你可以在这个通道里真一会儿假一会儿地往前走。最重要的还是要往前走。我们这个社会每一天还是多多少少都在进步的，《马大帅》能播出本身就是进步。(但是我们见到无数个艺术家的灵感在这种漫长的等待和夹缝中消磨光，最后废掉了。)那他们就是没整好，他们太有一种责任感了，太有一种我非要干点啥，别人不敢说我非要说的欲望了，这就有一点较劲了。比如说姜文，他跟我说：老哥，你看看《鬼子来了》吧，我最想听的是你的意见。这个片子我看了，但看完之后心里就不舒服，他太较劲。你的作品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你的作品非得让国人看了也不舒服，日本人看了也不会舒服，谁都不舒服，这是干吗？你自己在那儿跺脚，真他妈好，有用吗？到时候人家给你锁到柜子里去，这时就轮到你自己不舒服了。我直言不讳地跟他说，你投资多少钱没用的，你收不回来的。你总得让一方舒服，要说日本人不舒服了中国人舒服了也行；或者官方不舒服了老百姓舒服也行。 新京报：那反过来讲，你之所以能成为赵本山，是不是就因为你有再多话想说，也总能做到让一方心里舒服？ 赵本山：你记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艺术家，你想长远，必须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必须在保持一个艺术家良心的同时，保证让一方舒服。这一方是谁没有问题，它是一个策略问题。你要走好了，让两方都舒服了，你就伟大了。 我们都在挣感情这点钱 新京报：从一个农村二人转演员到如今本山传媒的老总，为这种变化您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赵本山：我这两年一直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喝了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