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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观的现代阐释李远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般来说，传统的惯性是历史发展的阻力。但是，在适当的条件下，长期被忽视的古代遗惠也有可能成为创造的源泉。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从回忆在中世纪被遗忘的古希腊传统开始，继而开创了近代科学文明。就中国道家思想而言，在中国历史上亦有几次短暂的兴盛，但总的来说，它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境遇，成为少数隐士高真修身立命的依凭。可是，随着鲍尔、尼采、萨特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布“上帝死了”，从而在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科学、精神、生态、环境、社会等全面危机的时候，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正在被更多的人所认识。似乎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正在向道家思想归复，并以此为契机建构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融合的新的世界文化模式。也许，今天的人类正生活在被尼采称之为“伟大的正午”的历史时刻，这是一个上帝已经死去而新人正在诞生的历史时刻，道家思想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生”？老子能否在今天或明天“复活”？这是当代许多科学人文主义者关心的事。在克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隔阂的努力中，一些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塑造了而且仍在塑造着当代新道家的形象，这是否预示着一场新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一、宗无为与法自然　　首先，如果我们回顾人类近现代理智活动的历史，可以作个简单地加以概括：十五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勃发，十六世纪中叶西方宗教改革达到高潮，十七世纪中叶笛卡尔哲学获得胜利，十八世纪中叶启蒙运动使哲学独占鳌头，十九世纪中叶科学攫取权威，二十世纪中叶科学人文主义兴起。今天，当我们审视人类走过的五千多年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在此前短短四百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已经经历了道德社会、权势社会和经济社会三大阶段，并开始进入智力社会的行程。每当人类之旅到达一个行程转折之时，总是要回顾过去，重新确定新方向。经济社会这段行程，是以文艺复兴发现人与自然的联系开始，又以科学至上、人与自然的分离结束。人统治自然的价值观所导致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抉择、实行文化转向的历史关头。面对现代社会的全面危机，在人类确定下一个行程目标之时，卡西勒要求人们重温“敢于认识”的启蒙哲学的座右铭，寻找新的世界观。于是科学人文主义兴起，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人文主义思想被重新发现。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问题，成为经济学的新原则，并导出教育思想的新规范，产生了哲学的新世纪观，甚至促使宗教界革新其教谕。　　东方传统文化中长期被忽视的道家思想的生态智慧被重新发现，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分离”向“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复归。这种复归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世界性复兴，又是一种新启蒙运动。因为这种复归要求对现代文化作自我批判，当然这种自我批判的目的不是埋没理性和科学，而是发展、完善理性和科学。但是未来的发展将不会仍然沿着十七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却有可能借鉴中国道家的智慧，另辟新道路。现代科学观在某种程度上向道家思想的复归，正是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这种趋势。　　颇受世人关注的道家学说，是以老子之道论为基础的。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老子用道来概括天地万物的宗祖、宇宙的总根源。其主旨在于探讨天地与人类的关系，探讨天地万物共存共荣的普遍规律。　　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宗祖，天地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都从道那里获取自己的形体和性能，所以它们的本性和道是一致的，它们的行为都以道的法则为规范。他说：“城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这句话具有双重意义：　　其一在于突出“自然”，　　其二在于规范域内。　　首先，这里所说的“自然”，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法则。正如宋吕惠卿所注：“道则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无法为法者也。无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也就是说，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即自己生成的样子；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按其自身的规律运动演化。这里突出了道的自然无为的本性，同时展示了老子学说的终极目的。这个终极目的，就是通过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来揭示天地万物的总法则——遵循自然。　　既然如此，域内一切事物皆须遵循自然法则行事，便成了无可异议的事情，因为道是宗祖，而天、地、人、物是子孙。宗祖效法自然，子孙亦须效法自然。有鉴于此，可以说“法自然”是老子学说的大纲。老子的全部学说都是在这个大纲的指导下展开的，其思维的触角可以涉及宇宙、人生、修养、用兵、谋略、治国等各个领域，但却永远贯穿着自然无为的灵魂。法自然，宗无为，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亦是道家、道教学说的纲领。这就是说，宇宙之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一种有序的运动之中，一切都有内在的根据，遵循一个有序的规律。那么，作为宇宙之中四大之一的人类，所作所为当然也应该遵循这个统一的宇宙法则，不能脱离和违背。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