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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央行行长周小川：利率汇率改革再推进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2年04月22日——专访央行行长周小川　历经十余年改革，中国金融业正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型时刻。　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当月16日起，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由0.5％扩至1％。此举距离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已有18年，在此期间，人民币汇率缓步升值，终至临近均衡。　随着均衡点的接近，资本流动以及汇率波动的双向性日益明显，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压力及其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亦渐趋缓解。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水到渠成，人民币国际定价的主导权将由管控进一步让位于市场。　相较于汇率自由化改革的突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亦呼之欲出。近年来，金融脱媒之势迅猛，债券市场蓬勃发展，银行理财产品已成为银行存款的重要替代品；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这一配比的变化，反映出利率管制空间的压缩，市场化力量的扩容。而近年来民间借贷的“野蛮生长”，亦被视为金融压抑下新一轮民间自发的货币价格闯关。　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利率双轨在完成其孕育市场化力量的过渡性使命后，终将走向并轨。这一切已在决策者的蓝图设计之中。　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看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已基本具备：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银行改革的完成，强化了金融机构的财务硬约束及风险控制能力；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简称SHIBOR）已成为金融产品定价的重要基础；存款保险等配套机制临近出台；宏观经济层面，通胀压力渐弱。　由此，贷款利率改革可先行一步，存款方面可通过促进替代性负债产品发展及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等方式推进。　“两率”改革的推进，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迎来脱胎换骨的剧变，随之而来的资源配置变革必将引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全局性转变。　价格改革，贯穿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在周小川看来，中国的改革是系统性体制转轨，改革对整体配套关系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在推进利率、汇率改革时，需要作通盘考虑。　——编者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建立金融体系。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改革虽然实现了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变，但仍未有效缓解银行体系资产质量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一度高达2万亿元。　2003年，新一轮银行改革启动。四大国有银行先后完成财务重组、注资和股份制改造，成功上市。银行业体系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存量风险得以基本化解。如果没有这场银行改革，中国恐怕很难抵御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冲击。　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周小川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两个月前，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又将“2011年度最佳央行行长”的荣誉颁予他。历任央行行长，也只有他获得“人民币先生”的雅号。　不过，中国的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最后完成。对于已经在任近十年的周小川而言，对“两率”改革的推进有何思考？近期，《财经》记者就此专访了周小川。　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随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市场供求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央行更多的是在市场汇率波动超量时才去干预，其频率会降低，也更加灵活　《财经》：您曾表示，人民币汇率正在走向均衡，这是否意味着进一步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周小川：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有明显缓解，2011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回落至2.8％的水平，外汇市场供求趋于较为平衡的状况，人民币汇率更加趋近均衡水平，境外NDF市场的走势也表明人民币汇率预期已经分化，当前的汇率更多地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　当汇率接近均衡时，资本流动会是双向的，汇率波动也是双向的，推进汇率改革遇到的困难就会减小，当前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财经》：温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您认为，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风险大不大？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是扩大每日0.5％的浮动区间，还是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中间价、盘中价及收盘价的作用？在扩大幅度的过程中，央行市场干预的频率和手段是否会发生改变？　周小川：汇改以来，外汇市场发育逐渐趋于成熟，交易量持续增长，交易品种不断增加，交易主体控制风险的能力逐步提高，自主定价的意愿日渐增强，人民币汇率需要更大的波幅区间，以适应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浮动区间太小，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易于触及边界，当汇率扩大浮动之后，企业和居民会更加重视其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价格要素的作用，并采取措施积极管理汇率风险，夯实汇率形成的微观基础。此前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浮动区间为0.5％，扩大浮动区间主要指扩大这一区间。　从历史上看，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是逐步扩大的。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