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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推动与贡献：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国家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被西方选择性地忽视。而今终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仅就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从倡导、形成到其胜利成果――联合国的创立整个进程的作用，展现中国在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宝贵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率先倡导国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国内就已出现建立反日国际联盟的思想。在当时中国关于战争预测和中国应战方针的社会讨论中，结盟抗日的思想应运而生。1934年2月，时事评论家孙麟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日美俄四国关系的前途》，明确提出同“与我利害相同而同情助我之美俄”“联为与国，成立攻守同盟，以共同制日”。同时也有人在《外交评论》撰文指出，应“彻底精密而切实的分析国际间的利害”，“造成一个中俄美英联合制日的大阵营”，使日本在四面包围中陷于崩溃。 　　 　　 　　不同于国民政府希图寻求国际调停、对日妥协避战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31年9月22日发表宣言，提出“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 1932年4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名义对日宣战。1933年1月，中共发表宣言，不仅指出要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而且明确提出要和朝鲜、蒙古、日本人民大众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和苏联结成友谊联盟。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纲领的影响下，1935年8月1日，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在号召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也直接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确主张。11月28日到达陕北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在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重申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更是推进一步，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直接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试图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发展某种联盟关系的策略。瓦窑堡会议后，中共逐步确立一个基本的外交政策：在远东，联合苏美英和所有同情、支持中国抗日的国家，集中全力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全世界，站在世界和平民主阵线一边，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阵线。 　　国民政府对日委屈忍让换来的是日本法西斯变本加厉的侵略步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终于决意奋起抗战，“结盟抗日”终由民间主张上升为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7年7月29日，在南京政府举办的庐山座谈会上，社会名士吴康提出 “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总方针，对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1938年3-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确定战时外交方针为：“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这标志着国民政府建立抗日国际联盟的外交方针的确立。但由于当时西方大国美英法不愿为中国问题得罪日本，国民政府工作重点只能落在争取国际社会道义支持和经济援助，以间接加强与各反侵略国家的友好关系。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于1937年7月23日明确呼吁国民政府“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8月25日，毛泽东再次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开辟同英美人士直接交往的渠道，通过他们影响英美政府的政策，这种做法有利于其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思想的传播。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积极推动国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为抵制英美在远东的对日绥靖政策进行了坚决有力的外交斗争，事实上也取得了成效。1940年7月美国宣布实际针对日本的战略物资出口许可证制度。在中国强烈抗议下，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的对日妥协行动仅实施三个月，而美国也最后终止了以中国主权换取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这也促使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英美两国终于在事实上成为与中国共同抗日的盟友。 　　针对英美等国牺牲中国、绥靖日本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也表示出坚决反对的态度。1939年6月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尚在酝酿之际，毛泽东就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阴谋。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并抨击英美以牺牲中国而与侵略者妥协的“东方慕尼黑”阴谋。随后中国共产党对《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和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的绥靖政策予以猛烈抨击，并公开反对美国试图与日妥协的秘密谈判。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发表《揭破远东慕尼黑阴谋》。 　　中国坚决抵制英美绥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