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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宗山：背着中国外交机密奔波16年 　　外交信使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职业，山东人关宗山曾从事信使工作16年，走遍五大洲134个国家和地区，手提外交邮袋，常年往返于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领馆之间。 　　1955年，关宗山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美术专科，1958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曾任山东电影制片厂新闻纪录片摄影师，后任外交信使、处长，曾在我国驻外使馆如罗马尼亚使馆等任秘书、办公室主任、参赞等职。从事信使工作，在饱览各地风土人情、奇峰美景的同时，他也用自己的生命和那些走过的日夜星辰捍卫着一个外交信使对于祖国的铮铮誓言和使命。 　　半个世纪前，我当上了一名外交信使，而且一干就是16年。有同志曾说过：“外交信使是传递国家机密的刀锋战士。”我对此深有体会，前辈们的英勇事迹为我树立了榜样，我个人执行任务时也曾遭遇危险，甚至险些丧命，但完成任务后，我总能感到作为一名外交信使的巨大满足感。 　　意外进入外交部工作 　　我老家在山东，曾在山东电影制片厂当新闻纪录片摄影师。1960年7月的一天，厂长突然通知我，为适应我国外交形势发展需要，山东省委组织部门决定推荐我去外交部，让我赶快准备考试。 　　当时，我从事电影摄影工作正干在兴头上，对于外交工作一知半解，也不感兴趣。考试后，我对外交部考官说，我口才不行，可能当不了外交官。考官却说，外交官并不一定整天说话，你考试成绩不错，组织上选中你了。当年9月，我来到北京，先在外交学院学习了3年英语，然后于1963年9月调入外交部，开始了我的外交信使生涯。 　　乍一听“信使”这个词，我心中一愣，以前只听说“大使”“特使”等称谓，从来没听说过“外交信使”。入队后，头一位接见我们的领导是外交部信使队队长肖青同志，他第一句话就说：“热烈欢迎你们加入外交信使队伍！”他接着说，“外交信使是外交官，但又与其他外交官不同，我们不在我国派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里工作，而是终年手提装有国家机密的外交邮袋，往返于外交部与我国各驻外机构之间。每位信使都必须以自己对祖国的忠诚，保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听他讲完，我顿感作为外交信使责任之重大，使命之光荣。 　　一年出差200天，邮袋不离身 　　通过一段时间工作，我了解到：信使队分内勤和外勤，内勤主要负责接收、整理和分发外交文件，为信使订购机车船票等；外勤负责到国外出差。每位外勤信使，一年365天中，大概要出差200天。队里有规定：不管长差短差，都是二人同行，其中一位为领班。每班信使皆按队里事先安排好的路线执行使命。我们出差使用的邮袋为草绿色，上面用中英文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的大字。每次上路前，我们都先用尼龙绳把邮袋口系好，再打上印有国徽图案的铅封。 　　一盖上铅封，这些邮袋就会变得“神圣无比”了，因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外交信使携带的“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拆和扣留”。任何外国人，包括各国边防、海关，都不得检查，甚至连摸一下捏一下都不被允许。同时，“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 　　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时，我们的身份是公开的，所持红皮外交护照上都清楚地标明“中国外交信使”身份，而我们手提的邮袋里装着国家重要机密，是各方面敌人“关注”的目标。这就要靠我们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加看管，任何时候邮袋都不能离身，还要密切关注着身边的各种动态。我们的口号是：“国家机密重于生命”“人在文件在”。 　　六位前辈因空难牺牲 　　我从信使队领导和老信使那里得知，每位外交信使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排在首位的选人标准是忠诚可靠，即忠于党、忠于祖国，有一定工作经历和斗争经验。我参加信使工作时，队里领导班子和老同志中不少人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有的是大城市的中共地下党员，有人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过牢。另一部分同志虽然是解放后参加工作，但也毕业于新中国大专院校，并有多年工作经验，经受过考验。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信使，还必须至少要懂得一门外语，以便出差途中能对外交涉；强健的体魄必不可少，同时必须严守纪律。我们出差，不论旅途多长，身体多累，绝不能二人同时打盹、睡觉，必须留一人清醒地值班。有一次，我从东京飞纽约，路上要17个小时，而且是大夜航。机舱内的顶灯关了，几乎所有旅客也都关了座前灯，气氛令人困倦。轮到我值班时，我只能强忍，掏出清凉油涂在太阳穴上。再不行，就掐自己大腿。信使在旅途中绝对不准喝酒。曾有两名外国信使因途中饮酒，邮袋被盗。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国先后有6位信使因三次空难而牺牲。这6位烈士牺牲时都很年轻。1959年12月13日，我的前辈何平和张慕先在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飞往苏联塔什干途中，所乘班机与地面导航失去联络而撞山失事。由于时值冬季，大雪封山，两位罹难烈士只能长眠于厚厚的冰雪中，直至翌年开春，苏联人才找到他们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