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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完善村民自治条件下的协商民主建设 　　国内外学界对协商民主的关注和研究各有侧重，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不同视角：一是认为协商民主属于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者决策形式；二是把协商民主看做是一种民主治理的形式；三是将协商民主理解为民主的团体组织或者是政府形式。本文将协商民主视为对选举民主的一种必要、有效和有益的补充，认为它属于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1]在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实践中，显然更多地强调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则被忽略或即使已运用却缺乏自觉性，因此，协商民主在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不仅有引入的必要性，也存在必然的可行性。 　　一、协商民主：村民自治发展的必然性要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趋势的理论要求。协商民主倡导公平对话语境下的理性协商，选举民主则强调以票决的作用发挥为主，显然二者都包含在民主政治的含义框架内，因此，二者的有效互动和良性结合，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应然趋势之一。在我国广大农村民主意识和民主基础薄弱的条件下，村民自治发展遭遇困境，要想实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科学化，仅靠选举民主显然势单力薄，协商民主注重公民参与意识前提下的有效对话，这对于提升村民自治的效率和质量不无裨益。在我国村民自治实践中，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被认为是基层民主的四个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每一项都有运用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的空间。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理性、平等基础上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正是协商民主的基本要素之一。目前，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遇到了一系列难题，迫切需要推进其广泛、多层发展，而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内容与农村基层民主存在契合点，即平等性和直接性。 　　（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下的农村社会结构的自觉要求。我国古代文化历来强调建设“大同”社会，“和而不同”、“和为贵”等思想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深远。因此，许多村庄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并靠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组建起来的“熟人社会”，邻里关系的维系和改善以相互团结、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为其主要特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妥协，广大村民对此深信不疑且长久遵守。显然，这些都成为协商民主在村民自治中的有效运用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和丰厚的精神资源。 　　（三）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理念深入发展的理性呼应。协商民主在中国基层民主政治中的发展实践证明了它存在的合法性。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与农民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社会问题，例如围绕土地问题发生的征地矛盾、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甚至空壳、村级财务和账务不透明、农村贪腐等，这些严重影响了乡村关系，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为了有效改善村民自治质量、改善乡村关系，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社会发展，许多地方党委实际上已经将协商民主引入了村民自治的实践，最典型的当属浙江温岭的恳谈民主。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很好地弥补了选举民主的不足，已为当地广大农民所接受，可见，村民自治实践中引入协商民主已经势在必行。 　　（四）广大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理性觉醒。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是和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的号角，高度集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受到冲击，“乡政村治”的乡村关系格局逐步建立起来。国家在经济上放权为乡村政治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回归，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良性互动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稳步前进。 　　（五）国家和地方党委、政府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意识自觉。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重点。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更好地推动其发展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与选举民主相得益彰的推动显然是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福音，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均看到了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这种潜力，各地不断涌现的“民主协商议事会”、“农村民主日”等都可以视为是协商民主在基层不同程度的实践。 　　二、协商民主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多维度思考 　　协商民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民主治理形式，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一民主形式在我国民主政治实践中发展最充分的当属国家层面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体现和发挥了立法机构决策前的协商讨论；在地方和基层，有像温岭等地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平台扩大公民参与度的探索；在社会层面，各种形式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建设如民主听证会、网络论坛等也在为政府决策提供着不竭的动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借鉴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使村民自治能在“管理民主”的框架内，发挥其强劲潜力，建立科学化的村民自治机制，培育新型农民、提高他们的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完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亟需我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决心。 　　（一）从农